一方是作为“后法”、“普通法”的分行业财务会计制度，另一方是作为“前法”的但又是“特别法”的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32] 依基本法理，对于特别法中没有规定的事项，普通法中的规则在与特别法的精神不相违背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分行业财务会计制度既然总体上更符合改革思路，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其适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凯立选择适用《
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和《
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是可以说得通的。
（2）、会计规则的适用
从适用规则的角度考察，凯立对木棠工程收入的确认方式似乎存在滥用会计规则之嫌，至少其对有关会计规则的理解是不太准确的。
如前所述，基于推迟确认收入的目的，凯立在完成
合同法与完工百分比中选择了前者，故得以在木棠工程完工数年之后再确认收入。既然是完工以后的结算，如果没有诸如工程质量问题之类的异议，从常理上说结算应当是一次性进行的。[33]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在1996年6月，长江旅业与木棠工程的发包方——木棠管委会在验收基础上签订了工程结算书，确定合计工程款为２.４亿元。依《
施工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采用完工后一次结算，施工单位“应于合同完成，施工企业与发包单位进行工程合同价款结算时，确认为收入实现，实现的收入额为承发包双方结算的合同价款总额。”因此，1996年是双方办理工程结算的时间，凯立公司确认的木棠工程收入应全部进入1996年度的财务报表。
然而，凯立主张其在1995年与1997年度也分别与发包方进行了结算，其中，1995年、1996年进行的是工程进度结算，1997年进行的是工程决算。[34] 假定有关的证据都是真实的， 这些结算、决算就与前述的“1996年6月双方签订的工程结算书”之间发生了冲突。到底何者构成确认收入所依赖的“结算”？凯立援引《
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第
61条自己的作为法律依据，该条要求施工企业“以出具的‘工程价款结算帐单’经发包方单位签证后，确认为营业收入的实现”。
凯立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
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的规定，其意并不在于要求收入确认必须经过“某一种特定的结算帐单经发包方签证”这个特定的步骤，而是强调施工方提出的结算款必须获得了发包方的认可，才能确认收入。发包方如果不认可，施工方就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编制的工程价款结算清单来确认收入。在前文中，笔者已经指出，分行业财务会计制度的突出特点是收入确认上的谨慎性，即使没有达到“钱落袋为安”的程度，至少也需要付款人对结算款项的认可，避免在建设单位的财务报表上出现大量无人认帐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看，长江旅业与木棠管委员于1996年6月在验收基础上共同签订的“工程结算书”，完全达到了发包方认可的效果，也就完全能够构成《
施工企业会计制度》所称的“结算”。
其次，1996年6月的工程结算书对整个工程的总价款进行了确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竣工后一次结算的例子。即使长江旅业与木棠管委会在1995年确实进行了工程进度结算，[35] 1996年6月双方签订的结算书也就将整个工程价款的结算完成了。凯立可以据此、也应该据此来确认全部的工程收入。发包方尚欠的款项构成了凯立的一项应收帐款，它是一项数额确定、债务人确定的债权。1997年间长江旅业与木棠管委会之间的官司，正是实现这个债权的途径。因此，即使这笔欠款在1997年才进入凯立，它也并不构成凯立1997年度的收入，而只是凯立的帐面资产形式之间的转换，即一项债权转化为一项现金资产。
因此，不论是从对施工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基本理解，还是从凯立实际进行的结算活动来看，木棠工程的收入都应当在1996年以前（含1996年度）确认，而不可能确认为1997年度的收入。即使凯立在1997年与发包方再次办理了剩余工程款的“结算”手续，这一行为也不改变上述结果。
3、财政部的角色
在我国，会计规则的适用范围历来属于财政部的解释权范畴。我国《
会计法》明确了财政部是会计主管部门，制订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当一个会计事项上同时存在不同的会计规则，或者出现了类似“后法/普通法-前法/特别法”之间的冲突时，财政部有权对应适用哪一项会计规则作出解释。
在遭到证监会的质疑与调查后，凯立于1999年7月向中国财政部会计司发出《关于建造合同收入如何确定的请示》，就1993年财政部颁发的《
施工企业会计制度》与1998年6月
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的适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凯立的请示是非常原则性的，财政部的复函也是原则性的，就会计制度的适用性做了答复，并未提及“木棠工程”的收入确认，给人的感觉像是赞同凯立的见解。这个证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法官有明显的影响。
然而，凯立申请财政部解释会计规则的方式是带有一定的误导色彩的。如上所述，凯立对会计规则的滥用并不涉及会计规则的选择问题，而是应如何具体适用某一会计规则，更确切地说是对“结算”概念的理解问题。因此，财政部对会计规则选择问题的答复并不表明支持凯立的会计处理，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对规则适用问题，特别是有关“结算”方式的含义，作出解释。原有会计规则中的空白点依然存在。遗憾的是，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不论是法官还是双方的律师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连证监会都忽略了这一点。 [36]
4、证监会的自由裁量过程
相对于凯立公司对会计问题的深思熟虑，证监会似乎并没有将审查重心放在会计技术问题上，或者是将会计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因此其认定凯立利润数据虚假的过程显得有些武断。这倒并非指证监会未能“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进行审查确认”，而是从其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来看，证监会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过于单薄。
根据二审判决书，证监会认定凯立公司利润虚假的主要证据材料和证明内容是：（1）《木棠开发区四通一平工程开发权投资合同》；（2）《发起人认股书》；（3）凯立公司1995-1997年利润分配表；（4）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琼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和木棠管委会与长江旅业公司的会计结算凭证等；（5）长江旅业已经将1.9亿元完成入帐手续的收款凭证。前两项证据证明长江旅业以开发权出资不符合
公司法关于出资的要求；后两项证据证明木棠工程款项的权利人是长江旅业，而不是凯立公司；第三项证据证明凯立公司的利润来源于木棠工程。因此总的结论是：凯立公司不过是将他人的收入、利润据为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