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自其诞生之日，就随着现代司法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展，走过一程又一程颠簸的坎途。
中国从清末开始建立近代司法制度，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离，但直到1949年，这一过程仍未完成，最大的缺陷是县级审判机构未能普遍设立。清末变法时期，仅在中央和部分省试设了一些近代审判机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级审判机构普遍设立，但地方县级审判机构的设立遇到困难，绝大多数县仍由行政长官（知事）兼理司法。到南京政府时期，曾计划大力推行县设法院的工作，由于战争的影响，一直未能完成，到1949年全国县设法院仅782所，约占全国总县数1／3强，其余县除少数设立过渡性的司法公署外，多数仍由知事兼理司法 ，[13]历史上延续已久的司法与行政混合的现象没有完全改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过了短暂的春天后，即又遭到长期毁灭性的破坏。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司法实践活动很快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这种偏离在“司法工作大跃进”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14] 把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理解为由党委直接包办代替法院的业务工作，从而在实践上破坏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
宪法原则。处在党委“绝对”领导和“直接”领导之下的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审判案件的权力。在这里，1954年
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崇高原则遭到破坏。
文革中，国家立法机构更是陷入瘫痪，执法机关遭到破坏，十年中法制建设几乎是空白，“群专群审群判”的“大民主”做法代替了严肃公正的司法审判制度，等等。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总结的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15]
1976年，“四人帮”集团垮台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央决定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克服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国的司法制度得到了恢复并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同时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期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体现在民事诉讼制度上即为，1982年3月8日，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于1991年4月9日，国家又颁布了现行的《
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此为“侏儒”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生，并在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大环境中，获得后天迟来的滋养，逐步发展为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诉讼模式——“调解型”诉讼构造模式。
法律制度所考虑的，不是要人们都像哨兵一样时时刻刻目不转睛，而是要他们偶尔也能够无忧无虑地抬头观瞧灿烂的星光、盛开的花木和生存的必要及美感。
——【德】拉德布鲁赫
三、颇多非议的民事诉讼调解：“诉讼侏儒”与“调解之花”的“亲密接触”
诉讼调解又称司法调解，其实在古代中国之诉讼过程中，调解劝和即是司法官吏的普遍做法。它是指司法机关的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当堂对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解决纷争。如曾有如此描述：“在大多数告到衙门来的案件中，县令都会反复敦促原告和被告私了”， [16] 但是古时的调解却难以称为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以现代人们那颇带挑剔的眼光看来，那种司法与行政合一制度下的调解似乎称为“行政调解”更为合适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