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调解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讲协调、平衡、中庸、合一，排斥对立、差异的传统。这种传统思维在国人的大脑中沉淀至今，使人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其次，“礼之用，让为贤、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为调解提供了人文基础。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儒家学说，把“爱人”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原则，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理饶人”，即要互相谦让，不要争斗，在人际关系中崇尚“和为贵”。这也是调解制度之所以长久流传的深厚历史积淀。“无讼”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理想目标，“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 [2]
调解的生命之源还可能源于其他一些沉积于民间的社会意识状态。首先，中国人历来诉讼意识淡漠，遇到权益纠纷，首先想到找人调停，很少想到法院诉讼，这使得便捷的调解制度成为群众欢迎的形式。根据某学者随机访谈的二十名居民的回答，在一般民间纠纷发生时，将街道或居民委员会的调解作为自己最主要纠纷解决方式的占43％，选择运用法律诉讼解决的占27％，运用其它纠纷解决方式的占30％，十年前首选街道或居民委员会调解的占50％以上，而运用法律诉讼解决的较今天要少的多。[3] 而在中国古代，从统治者的“息讼”到百姓的“厌讼”使大量的民间纠纷通过包括家族族长的定夺、亲戚朋友的化解解决。其次，人们还保留着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使人民调解得以盛行。俗话说“一场官司十年仇”，如果诉讼法庭，对簿公堂，则被认为把家丑外扬了，法官的介入被认为是外人介入矛盾，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家庭、家族成员，往往难以接受。即便现在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矛盾，发生纠纷，习惯于自行解决，或通过单位领导做工作，或通过人民调解员调停，协商解决，也不愿诉诸法庭。此外，由于封建时代贪官污吏对百姓的长期欺压，百姓对官僚总是充满着恐惧、怯怕心理，如谚语如此说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也使得人们不愿到官衙去打官司，而更愿意去请民间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解，避免官衙、讼师的敲诈。如上所述，久而久之，调解成为民间解决纠纷的一种习惯做法而保留至今。
（二）喜获盛夏的果实
1954年，《
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的颁布实施，在新中国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1989年国务院颁布《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这进一步推动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发展至今，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的在实践中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1、人民调解委员会。它是依据《
宪法》、《
民事诉讼法》、《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调解民间纠纷的法定组织，它的主要任务一是调解民间纠纷；二是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三是向村（居）民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2、联合调解委员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委会组成的联合调解组织。3、专门调解组织。即针对专门的人群设立的调解组织，如集贸市场调委会、国家重点工程工地调委会等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调解组织形式，即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也有的称疑难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等）。在各类调解组织工作的成员都统称人民调解员，一名合格的人民调解员必须由为人公正，密切联系群众，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成年公民担任。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