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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认为我的文章太狂的不仅仅是党校的学员。那些权威刊物的经济学和法学编辑们更是认为“刘大生太狂”。我的《西方产权学说质疑》虽然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但是，像《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学术月刊》等等权威的学术刊物，对我的文章一个字也不愿意发表。何也？刘大生的文章“太狂”也。
北京有一家级别很高的刊物，本来以为井蛙四郎是一个权威的课题组的名称，于是答应发表我两万多字的研究成果，即：《＜企业的性质＞质疑》，《＜社会成本问题＞及“科斯定理”质疑》，和《西方产权学说的目的质疑》。然而，当他们了解到井蛙四郎并不是一个权威的学术机构而是无名小卒刘大生的笔名时，就再也不愿意发表那么多了。最后，该刊以《“科斯定理”质疑》为题，发了我四千字的研究成果。
039 何患无妻
记得在1990年的秋天，有一位F姑娘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因一时回答不出，便说：“要查一下《不列颠百科全书》”。F姑娘又问：“《不列颠百科全书》上面什么都有吗？”“是的，什么都有”。“有刘大生吗？”“现在还没有，但将来会有的”。
“你太狂！”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进《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人多的很，×××和×××等等，不就是一个观点或者一篇文章吗？不照样进去？我现在就是停止工作了，我的党主立宪论和规范生育论也会将我的名字带到《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去”。
“你尽和名人比高低，更说明你狂”。
的确，那时候的我依然是很狂的。但我并不后悔，为人不狂枉少年，少年不狂枉为人！即便姑娘不能理解那又有何妨？大丈夫何患无妻！
040 老夫不发少年狂
不过，1998年的刘大生，早就“老夫不发少年狂”了。想当年，东坡先生“左牵黄，右擎苍”的时候才三十六七岁。而我刘大生既没有东坡先生的才学，更没有东坡先生年轻，哪里还有丝毫的狂气？我不过像安徒生笔下的那个无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一样，说了一句“皇帝没穿衣服”的真话罢了。
当然，也有这样的刊物：开始认为刘大生的文章太狂，后来觉得刘大生的文章并非太狂，于是就发表了刘大生的文章。上海的《理论文萃》就是如此。主编初阅我的文章，认为太狂了：你刘大生算老几，连个硕士都不是，更没有留过洋，居然敢在科斯的英文原著中挑语法上的毛病，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但这位主编认真研读以后，又觉得有道理。于是，主编请来了两位英文水平特好的博士，仔细审阅我的文稿。博士说：刘大生没有瞎说。于是，1997年第5期的《理论文萃》就发表了我的《产权学家治学态度质疑》这篇文章。
041 毕竟有知音
1998年暑假期间，江苏省交通厅、南京市物资局等单位邀请我去为他们的中层干部讲“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问题”。问：“你们为何要请我讲而不请别人讲？”答曰：“我们单位的××长听过你的课，说你讲得好”。看来党校的学员中也有人不认为我太狂，这让我高兴。毕竟有知音！
令人欣慰的是，福建省法学会的一个内部刊物最近计划为我的“西方产权学说质疑”出一个研究“专辑”，到时候，在别的地方发表不了的所谓“狂言”都能一吐为快了。
更令人欣慰的是，拙稿《西方产权学说质疑》得到了一些后生的青睐。西北政法学院教授、法理学家刘作翔先生的弟子，刘鹏飞硕士来信说：“《西方产权学说质疑》一文乃先生拍案而起之作。故事新编引人入胜，诸种质疑拨雾见天。先生此文对我助益甚巨，近来学生正在钻研经济分析法学派，科斯定理正是经济分析法学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对萨缪尔森的批判，深刻者莫过于何新先生，对科斯定理的质疑，尖锐者莫过于刘大生先生。先生此文将使我避免陷入困惑中的崇拜。先生对科斯定理之质疑，犹如褫去东施之义胸。……先生笔锋所及，学界东施之义胸尽落，吾辈愕然，掩口窃笑。况东施之义胸，美丑不过一人；学者之义胸，善恶可逾数代。环顾地球村，科技精进，社科滞后，实社科界戴义胸弄风骚之东施过多之故也！”此信评价虽过，但是它使我相信，我在人类理性的荒原里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至少我可以影响一部分后生的思维方法，使他们少走弯路。
042 不出国的原因
经常有人问我：现在出国留学是时髦，你为什么不到国外去潇洒潇洒呢？
对于这类问题，有的时候，我很谦卑地回答：“我哪有那个水平？哪有那个志向？哪有那个毅力？”有时我又很不谦虚地说：“国外法学界以至整个社科界，谁能当得了我的导师？就像科斯这样的得过诺贝尔奖的法学家、经济学家，能当我的导师吗？我要是也喝过几年洋墨水的话，还能写出《世界法学七大奇观》和《西方产权学说质疑》这样的大手笔吗？”
其实，我并不知道出国对于我来说究竟是有益还是无益，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出国留学的能力。谦卑和自大都没有根据，谦卑是为了应付谦虚的人，并非真谦卑；自大是为了对付傲慢的人，并非真自大。当有些人很傲慢地向我卖弄他的洋墨水时，我就不得不狂妄自大地告诉他：你的那个洋导师当我的学生我还嫌他水平低呢！
我有两个笔名，一个叫井蛙四郎，另一个叫匡克。井蛙四郎者，井底的一只小青蛙也，匡克者，狂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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