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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的代价——我的学术生涯之四:种草东篱下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多次重复说: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话,无论权利怎样界定都没有关系;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权利的界定就很重要。
  这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它同下面一段废话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人不需要吃饭的话,农业生产搞不搞都没有关系;但是人不可能不吃饭,所以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
  权利界定很重要,农业生产很重要,等等,是绝对的真理,但显然也是绝对的废话。谁不知道农业生产很重要呢?谁不知道权利界定很重要呢?问题不在于重要不重要,而在于如何做:如何界定权利?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等等。
  根据我以往的研究,我对西方产权学说做了六个字的评价:玄、乱、毛、谬、花、运。
  玄:就是许多命题很玄乎,让人摸不着头脑。德姆塞茨说:“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版。〗阿尔钦说:“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16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版。〗刘伟和平新乔说:“所谓产权,是所有权在市场关系中的体现,本质上,它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财产作为一定的权利所必须确立的界区”。〖见《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思考》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段毅才说:产权“是两种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见《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第76页。〗这些都是玄而又玄的命题,然而,越玄却越能蒙人。科斯等人正是用一些玄玄乎乎的、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用一些玄玄乎乎的、半生不熟的法律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
  乱:有一个产权学家,就有一个产权定义。并且没有一个产权定义是能够自圆其说的,甚至绝大多数产权定义在语法上是不通顺的。是为乱。
  毛:西方产权学家及其中国信徒在治学态度上很毛糙,极不严谨。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推敲不足,语言多病”;二是“题义不清,莫名其妙”;三是“盲目追星,张冠李戴”;四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谬:观点很荒谬。比如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全世界通行的法则是:谁污染谁治理。而科斯却说,那不行,那样会侵害污染者的生产权利,妨碍污染者的生产效率。〖这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
  当讨论到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污染一类的问题时,科斯说:我不知道。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通行的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见《企业、市场与法律》第12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版。〗
  当讨论到要不要向污染环境的人征税时,科斯说:这不合理,应当同时也向遭受污染的人征税,“建立双重纳税制度”。〖见《企业、市场与法律》第1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版。〗
  如何“建立双重纳税制度”呢?科斯说:“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见《企业、市场与法律》第1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版。〗
  这就是科斯的理论。是为谬。
  花:西方产权学说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一些思想火花。比如,科斯主张将无线电电波的频道作为财产看待,明确其所有权,以避免广播通讯工作中的混乱。此外,西方产权学说还重视交易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也是可取的。
  运:西方产权学说尽管没有说出多少东西来,但是它毕竟代表了法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的历史趋势。二战前,世界处于政治大革命的时代,因此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政治经济学就很流行。二战以后,世界已经从政治革命的时代向法治时代全面过渡。初步建成了法治的国家法治进一步完善,没有建成法治的国家也在加紧建设法治。因此,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这时,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向法律经济学过渡了。西方产权学说尽管不成熟,尽管很乱很玄,但它能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能走运流行的原因。
  038 苦酒而已
  我的研究成果要不要对学员讲呢?不讲吧,明显地是对学员不负责任;讲吧,学员一时接受不了,必然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风险。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恐怕还是客气的呢?不客气一点,将你哄下讲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毕竟,你刘大生算老几嘛!人家科斯不管怎么说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你竟然将人家说得一无是处,你岂不是太狂了吗?但是,为了让学员获得真的知识,我决定讲真话。一时不能理解也没有关系,以后会理解的。至于我个人的得失,那算得了什么呢?
  几年前,有一个弟子劝酒时对我说:“刘老师,你毒酒不知道喝了多少,再喝一两杯苦酒又有何妨?”是啊,再喝一两杯苦酒又有何妨?
  其实,我也知道怎样说才能不算狂。比如,我要是说:“科斯的理论在美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毕竟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学员肯定不会认为我狂。但是,我不愿意那样说,因为那样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不负责任。因为,科斯的理论在美国也没有价值,也不能为资本主义服务。
  不过,党校的学员还算客气,没有让我当倒数第一,也没有将我哄下讲台,更没有给我戴政治大帽子。非常感谢!要是像某些法学家那样,给我戴上一顶“恶毒攻击权威产权学家科斯”的大帽子,那才幽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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