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顾主编的赏识，“白马非白马论”终于在1995年第3期的《唯实》上发表了。三年后的一天，我校的电子阅览室的光盘小姐对我说，“刘教授，我们新买了几张盘子，里面有你的那个‘白马非白马’，你要不要看一看？”就是这一句简单的“看一看”，不知给了我多少慰藉。
“白马非白马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别人，我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我的《法律层次论——关于法律体系的理论重构》、《世界法学七大奇观》和《西方产权学说质疑》等论著的写作与“白马非白马”的思维方法是密切相关的。
029 碰一碰世界难题
长期以来，在法学领域里，一直存在着一个世界性难题，即划不清民法与经济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的界限。在中国，七十年代末曾有人主张取消民法代之以“公民权利法”，〖见《佟柔文集》第41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但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的佟柔先生是民法学的权威，他在许多具体理论问题上，为法学的发展做出过不少的贡献。但面对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这一世界难题，佟先生也江郎才尽了。最后，他居然将作为理论形态的“学科”与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等同起来。说什么“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门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见《佟柔文集》第14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在无法弄清民法与经济法界限的情况下，人们想出了一个绝招——不再以理论指导立法，而是以立法规定理论：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的法律就是经济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法律就是民法。目前中国的民法定义就是由《
民法通则》规定的。
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不仅划不清楚，而且越划越乱，越划越糟。
那么，民法与经济法划不清界限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就是《法律层次论》的逻辑起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到了九十年代初，我的考虑基本成熟了。于是，我于1993年5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研究成果《法律层次论》。
民法与经济法划不清界限的根源有二：一是指导这种划分的理论中只有法律部门理论，而没有法律层次理论。二是人们将历史上作为法律层次的礼进行了错误的分割，使得礼在立法上的体系越来越小。据此，《法律层次论》提出：法律可分为
宪法、礼法、罚错法、刑罪法四个层次，以及政治法、经济法、家庭法、文化法等若干个部门。
宪法规定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礼法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罚错法规定对轻微的违礼行为者的制裁，刑罪法规定对严重违礼行为者的制裁。政治法由政治
宪法、政治礼法、政治罚错法、政治刑罪法组成，经济法由经济
宪法、经济礼法、经济罚错法、经济刑罪法组成，其余部门法的构成可依此类推。这就是《法律层次论》的基本观点。
根据这些观点来审视法律体系，会发现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至多会出现一些法条竟合问题，而绝对不会出现划不清界限的问题，世界难题将迎刃而解。这就是《法律层次论》的基本价值之所在。
030 后果
然而，法律层次理论却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理论后果：世界上不存在民法。法律体系中只有宪礼罚刑四层次和政经文家多部门，根本没有民法可以立足的坐标。不仅如此，《法律层次论》还证明：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民法，民法这一概念是日本人生造的。在罗马和中国的历史上，只存在过礼，不下庶人的礼（Jus Civile）和可下庶人的礼（Jus Gentium），而不存在所谓的民法。
显然，《法律层次论》中所包含的“无民法论”如果流行开来，无疑会给传统的法律体系理论以毁坏性冲击，因此，许多法学家，尤其是民法学家一听到“无民法论”这四个字心里就发毛，就生气，就反感，甚至深恶痛绝。
我的一个师弟，名叫伍彪，《法制日报》的负责人之一。他说：“帮你发个书评吧。不过，你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写。这是我们的规矩”。
于是，我找到了我的师兄，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的甘培忠，请他帮我写点什么然后请我们的老师签个名。师兄是答应了，稿子也写好了，然而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知名教授谁也不愿意签名。朱启超教授，北大法律系副主任，是我的江苏同乡，给我上过课，带小师弟小师妹来南京实习时，我鞍前马后地也效过力，连他老人家也不愿意在书评上签个字。理由是：《法律层次论》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民法，这个观点太荒唐了。“那您老人家就把这‘无民法论’‘太荒唐’的评价发表出来不也行吗？”“那也不行，那样一来，大家不是都知道你的荒唐观点了吗？”
多少名家为多少无聊的书作过序，写过书评，却没有一个名家愿意为我的《法律层次论》写个书评。看来，我的《法律层次论》要比那些无聊的书更无聊千万倍了。
尤勇，我的同事的弟弟，1993年考入西北政法学院，于是请他代售《法律层次论》。两个月后，他将我寄给他的四十本书全部退了回来。并说，卖不出去，送也没人要，因为书中的观点太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