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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辱骂者不顾事实硬是栽赃说：马尔萨斯主张用饥荒、瘟疫和战争来消灭人口。使马尔萨斯在人类的道义面前变得丑恶不堪，成了一个极不道德的人。
挨骂的人口学家又岂止马尔萨斯一个。普雷斯，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他因首倡避孕而受尽人类道德的谴责，甚至连他的祖师爷马尔萨斯也和道德家们一起诅咒他。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先进的人口学家和人口工作者们就不仅仅是一个挨骂的问题了。二十年代，美国有关当局以“破坏公共道德”的罪名逮捕了宣传避孕方法的山格尔夫人。五十、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学家马寅初的遭遇就更让人感慨了。我刘大生和他们相比，他们的遭遇如同吃大宴，而我只不过是闻到了从宴席上飘来的一缕香味罢了。为了使世界人口得到合理的控制，我情愿也被关上二十年以换取世人对我的“钢铁人口论”的正确理解和应有的重视。然而，我一天也没有被关押，甚至骂我的声音没过几个月就完全平息了，我为我的命运而倍感遗憾。
但不管怎么说，从被误解这一点上看，我和前辈们的命运还是相似的。
既然遭遇了误解，就应该解释清楚。1990年5月，我完成了另一篇人口论文，题目叫《用规范生育取代计划生育——再论人口出生立法的指导思想》，长达三万字。基本观点是：人类的生育方式有自然生育、自由生育、计划生育和规范生育四种。计划生育解决不了全世界的人口问题，只有用规范生育取代计划生育，才能够缓解人口的急剧膨胀。这就叫“规范生育论”。这篇长文分三次发表在三个刊物上。四川《探索》1991年第1期以《再论人口出生立法的指导思想》为题发了一万一千字，江苏《唯实》1991年第6期以《人口控制问题上几种认识必须澄清》为题发了大约五千字，江苏《淮海学刊》1995年第3期以《人口问题——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为题发表了大约四千字。
022 难忘《探索》
1990年秋，中央党校在太原召开“全国党校系统法学教研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四川《探索》编辑部的刘万厦、王贵明两位编辑，屡次推敲贴着刘大生名字的房间，欲和刘大生“好好侃一侃”。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会议快要结束了，也没有发现刘大生的行踪。经多方打听，他们弄明白了：刘大生出了点问题，暂停开会、暂停讲课、暂停发表文章。……回到四川以后，他们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学术会议不让参加，文章不能发，课也不能上，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呢？中央党校不是已经承认他的代表资格了吗？为什么又突然不能来了？不行，刘大生是我们的作者，是我们的探索者，我们应当关心他，应当让他继续享有探索的权利”。于是，我于1990年11月5日接到了《探索》编辑部的来信，信上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望你不要悲哀，不要气馁，不要离开党校，更不要停止探索。近期如有新作，请尽快寄我《探索》，我们将尽力协助问世，以示慰藉”。
的确，我在1990年秋天出了点问题，有人要全面清理并批判刘大生的文章，尤其是“个人主义论”和“党主立宪论”，使我的工作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对于中央党校的那次会议，确实是接到了通知而未能成行。也就在这一年，江苏一家法学刊物的主编硬是将我的一篇已经排好版的稿子从他们的刊物上撤了下来，理由当然是不用细说的。接到《探索》这封信的时候，我真正体验到了“患难见真情”的感觉，好多年没有流过眼泪的我此时也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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