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世界法学中的第四大奇观。
五、皇帝的新衣
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爱虚荣的皇帝在两个骗子的指导下，穿上了子虚乌有的所谓新衣，带着文武百官满街游行，向首都各界人士炫耀自己的美丽。所有的人都觉得皇帝没有穿衣服，但谁也不敢说。因为，人们都相信，皇帝所穿的新衣服是高贵得无与伦比的，只有聪明并且勤奋负责的人才能看出皇帝的新衣的美丽，愚蠢的人和不负责任的人根本上就看不到皇帝的新衣，更不用说能看出其华丽和高贵了。后来，一个小孩，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一个不怕别人说他是笨蛋的小孩，一个不怕别人说他是不负责任的人的小孩，终于抑制不住一时的感情冲动，大叫一声：“皇帝没有穿衣服，皇帝是光屁股的！”。至此，一幕千古闹剧才宣告结束。
在世界法学领域里，也有一件皇帝的新衣，这就是“民法”；也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这就是我刘大生。所不同的是，穿新衣和看新衣的法学家们却不愿意马上清醒过来。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民法”，但在中国、日本、俄国和1896年以后的德国，却冒出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民法”的概念来。（注：1896年以前的德国只有“ZIVIL 法”而没有所谓的“民法”。）
规定刑的法律叫做
刑法，规定经济的法律叫做经济法，规定婚姻的法律叫做
婚姻法，规定诉讼的法律叫做诉讼法。那么，根据逻辑学常识，规定“民”的法律就应当叫做“民法”。那么，这个“民”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学家能把它说清楚。既然“民法”中的“民”字谁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又允许“民法”这个概念长期在许多国家的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中存在呢？理由很简单，在法学家们看来，“民法”就象皇帝的新衣一样，深奥得无与伦比，只有绝顶聪明的并且负责任的人才能看到“民法”之所在；谁要是看不到“民法”谁就是傻瓜，就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所以，谁还敢于怀疑“民法”的存在呢？所以，“民法”也就堂而皇之地高坐于法学王国和法律王国的宫殿之中了。
有一位A先生说：法律是国家制定的，立法者说有“民法”就有“民法”，没有也有；立法者说没有“民法”就没有“民法”，有也没有。既然许多国家的立法者说有“民法”，既然许多国家的立法者制定了“民法”，你刘大生却说没有“民法”，这不是不讲道理吗？
然而，笔者要问，立法者在制定“民法”的时候，弄清楚“民”字的含义了吗？立法者在制定“民法”的时候，划清了“民法”与其他法的界限了吗？如果没有，立法者制定成千上万部“民法”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A先生的观点，自然界的事物都是人命名的，只要人说有一种叫做“以太”的物质存在，那么“以太”就存在。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探索，物理学家们终于宣布：世界上不存在“以太”。因为物理学家们弄不清所谓“以太”和在宇宙空间流动的其他东西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如果随便一种在宇宙中流动的东西都可以叫做“以太”的话，那么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叫做“以太”了，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无不在宇宙中高速流动。可是，什么都叫“以太”，“以太”这个概念还有什么价值呢？这种毫无价值有的“以太”同没有“以太”不是一回事吗？
同样道理，如果随便一种与“民”有关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叫做“民法”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叫做“民法”，因为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和“民”有关系。既然所有的法律都可以叫做“民法”，“民法”还有什么价值呢？这种毫无价值的“民法”同没有“民法”不是一回事吗？
有一位B先生说：“民法”这个概念不能用理性来推导， 它是前辈法学家用悟性约定的，你刘大生应当用悟性去把握它的实际内容的存在。
如果B先生的理论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今天都应当把房子叫做裤子， 只要光着屁股坐在房子里就算穿着裤子了。因为，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有一位名叫刘伶的老前辈就用悟性告诉我们，房子就是裤子。有一天，这位刘老前辈光着屁股坐在家里接待客人，客人问他对待客人为何如此不恭时，刘老前辈回答说：“你们太缺少悟性了，我是穿着裤子的，这房子就是我的裤子，你们钻到我的裤子里面了，还说我没有穿裤子，你们太笨了！”。
如果B先生的理论能够成立的话， 安徒生笔下的那位皇帝也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是穿裤子的，我屁股周围的紫外线、红外线、超声波、水蒸汽都是我的裤子，还有我身上的这一层细细的汗毛，也是我的裤子。你们居然说我没有穿裤子，太笨了，太没有悟性了！”。
有一位C先生说：“民法”不是在古罗马就产生了吗？ 我们现在说的“民法”不就是古罗马的 JUS CIVILE 吗？你说世界上不存在“民法”，难道连古罗马的JUS CIVILE 也不是合理的历史存在吗？既然 JUS CIVILE 在古罗马是合理的历史存在，为什么“民法”在1872年以来的日本，在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在1896年以来的德国就不能成为合理的历史存在呢？
在这里，笔者要告诉C先生，JUS CIVILE 不能翻译为“民法”，而只能翻译为“国人、士、大夫们的礼”或“不下庶人的礼”。将 JUS CIVILE 翻译为“民法”也是狸猫换太子。这一点，笔者在拙著《法律层次论——关于法律体系的理论重构》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