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中关于刑的法律规范、法律文件数量较少，其原因可能有三：
首先，法律运行的自身规律要求礼多刑少。礼是“便事的”，人们时时刻刻要运用礼，但运用礼不一定违反礼，违反礼也不一定都要受到刑的制裁。只有那些严重的违礼侵权行为才需要受到刑的制裁。刑表现为法律规范、法律文件时，其数量本应少于礼。
其次，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不算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对奴隶施以刀剑一般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这也是罗马法中刑少于礼的原因之一。
第三，同封建国家相比，奴隶制国家的君主们还没有成为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他们滥用
刑法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这也是罗马法中礼多刑少的原因之一。
中国中在夏、商、周时代，从现有的资料看，也是礼多刑少。至于传说中的禹刑三千条⑤之说恐怕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的。
禹的时代，社会生活还很不丰富，人们的犯罪领域不是很宽，需要有三千条
刑法吗？三千条之说很有可能是统治者用来吓唬老百姓的。因为那时的
刑法并不公布，究竟有多少条还不是随便说吗？说得越多就越能吓唬人。另一种可能是，汉代的学者为了给当时的“科条无限”的汉代
刑法寻找理论根据，便故意说古代的
刑法是如何如何地多如牛毛。这样既可以欺骗老百姓，也可以欺骗自己。
080、法律层次论如何定义经济法？
翻开任何一本教科书或工具书，只要上面提到经济法的概念，就会同时介绍有关什么是经济法的争论。
关于什么是经济法的争论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至今仍未能产生一个比较流行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是如此，在世界范围里更是如此。
弄不清什么是经济法的客观原因，可能是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的复杂性。
弄不清什么是经济法的主观原因则是：人们一直将jus civile当作一个部门法看待。
笔者在法律层次论的观点形成以前，也曾经多次试图参与什么是经济法的争论，但每次尝试都失败了，甚至刚跨进争论的门槛马上就退了出来。笔者对这些争论的感受是：繁琐、混乱、短视甚至无聊。
笔者觉得，传统的法律体系理论（即法律部门理论）无助于弄清经济法的概念。要弄清经济法的概念必须引进法律层次理论。
法律层次理论恢复了jus civile的本来面目，否定了它的部门性质。这样，所谓“民法与经济法的分工问题”就成了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民法与经济法的部门界限”问题消失了，困扰经济法概念的最大障碍也就消失了。
法律层次论认为，在法律大厦里有“四间房子”，它们分别是经济
宪法、经济礼法、经济罚错法和经济刑罪法，“这四间房子”共同构成经济法这一部门法。
排除了“民法”的干扰，经济法的概念就变得十分简单：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就是经济法。什么是经济关系，这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什么是法，这是法学基础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法学无需讨论什么是经济和什么是法的问题。
经济法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法的“四间房子”里里外外应当如何装潢，“房子”里面如何布局，要不要开“门窗”，开几“门”几“窗”，放几张“床”，放单层“床”还是双层“床”，要不要用“帘子”、“屏风”等等具体理论问题。
排除了“民法”的干扰以后，经济法与行政法、劳动法、家庭法可能仍有些交合，但这种交合再不会成为经济法的困惑。因为这种交合是名正言顺的交合，不像“民法”与其他法的交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081、经济法能否分成经法与济法两个部门？
如果经与济能够分开，经济法当然可以分成经法与济法两个部门。
从古至今，经济关系从财产流转的角度看，一直表现为两种类型，即市场交换与非市场交换。市场交换就是买和卖，非市场交换包括征税、拨款、募捐、救济、抚养、赡养、赏赐、继承、强制借贷、赠与、分发等等。如果市场交换可以叫做经的话，那就可以将非市场交换叫做济。这样看来，将经济法分为经法与济法两个部门并非一点可行性也没有。
现存法律中的商法可以看作经法，但不是经法的全部。现存商法是在和“民法”“既勾结又争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没有科学的边界。从理论上看，商法没有经法的容量大。因为“商”这个概念的专业色彩较浓，所以商的主体范围较窄。又因为商的主体范围较窄，所以商法的容量也就没有经法的容量大。
济法调整的关系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纵向经济关系”但不是等于“纵向经济关系”，而是大于纵向经济关系，凡是济的关系都是济法调整的对象。
082、仲裁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发生争议时，可以签订一种协议，接受争议双方都能信得过的一个中间机构的公断，这就是仲裁。规定仲裁的法律就是仲裁法。接受仲裁的双方，可能都有错，可能都没错，也可能一方有错一方没错。但是，当争议双方寻求仲裁时，总是以假定对方有错或双方都有错为前提的。不管有错没错，当事人接受仲裁都表明他们愿意改错。因此，仲裁不同于罚错，不是罚错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