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然而，在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国家，刑法典的修补，从指导思想到工作
程序，从修补比例到时间间隔，在立法机理上都应该与古代有本质的区别。忽略了
这一点，刑法典就会名存实亡，罪刑法定也就不复存在。
刑法典的修补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一定的时间内不能修补，未达到一定的时
间间隔不能再次修补，每次修补之间的时间间隔应当与最高立法机关的任期基本一
致。此外，每次修补的条款占总条款的百分比也应有严格的
宪法上的限制。否则，
今年也修补，明年也修补，一修一大片，一补一大块，法官和老百姓都会感到无所
适从，还有什么刑法典可言？还有什么罪刑法定可言？
在修补的指导思想上，也不能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要求。比如，修补过的部分
不能溯及既往；不能增加概然条款；不能设定类推程序；不能“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而应当数月之后施行，以便公众能充分了解。违反这些指导思想的修补，同样可
以将罪刑法定制度彻底摧毁。
此外，修补权应当集中，应有
宪法上的限制，扩充解释也应当纳入
宪法监督程
序。否则，罪刑法定也很难有切实的保障。
可以预言，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将促进立法制度（尤其是立法程序）的科学
化、法治化，同时也会促进
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三）罪刑法定与司法制度的改革。
再好的刑法典如果没有良好的司法运作相配合，罪刑法定也无从谈起。那么怎
样才能保证有良好的司法运作呢？这里首先要处理好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关系。
无论是在三权分立的国家，还是在议行合一的国家，司法机关都是要受到其他
国家机关的制约的。没有制约，法官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就不可避免，而且会很普
遍，罪刑法定就会落空。
但是，制约要合法，制约要公开，要程序化，被制约者的申诉渠道不能被堵塞。
否则，制约就变成了干涉，司法独立就不复存在，罪刑法定也同样不能兑现。
与司法运作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民众情绪问题。在“法无明文”但“不杀不足
以平民愤”的情况下，以及在“法有明文”但“杀之不得人心”的情况下，如何坚
持依法办事，如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研究的问题。这里不仅牵
涉到法官的素质问题，而且也牵涉到民众的素质问题。因此，在考虑罪刑法定的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