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建立统治信用。公布
刑法，明确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轻罪，什
么是重罪，什么罪该判什么刑，什么罪不该判什么刑，并要求官吏严格执行，如此
等等，就是建立统治信用的重要途径。从历史上看，
刑法越明细，执行越严格，统
治威信就越高，反之亦反之。统治威信可以称为“信威”，它和“慑威”一起构成
统治权威。人治国家以慑威为主，法治国家以信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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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六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早期儒家反对公布
刑法，反对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惧怕民众从罪刑法定中获得某种自由，从而加大统治难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没有认识到公布
刑法可以提高统治权威的统治原理。
当子产、赵鞅铸刑鼎的时候，孔子表示坚决反对，可是，秦以后的儒家人物则
积极参与起草、制定、公布、注释、宣传、执行成文的
刑法了。儒家对成文
刑法态
度的变化说明什么呢？是不是后代儒家背叛了孔子，不再反对个人自由了？显然不
是。是不是成文
刑法失去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①的功能？也
显然不是。是不是后世儒家不再坚持“贵贱不愆”，不再反对“贵贱无序”了？也
显然不是。根本原因是，公布成文
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罪刑法定，有利于提高
统治威信，加强统治权威。所以，后世儒家不得不顺应历史，彻底改变孔子
对成文
刑法的态度。所以，秦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刑法典都是儒家人物主持制定的。
除了具有提高统治威信的价值以外，罪刑法定还蕴涵着解放法官、提高司法工
作效率的价值。不难想象，在“不预设法”的年代，“临事议制”是多么地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