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调整无限的社会生活，是整个法制工作中的永恒的难题，也是法学研究的永恒课
题。
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无非有以下几种：
一是允许官僚机构任意擅断；二是放任道德习惯去“耀武扬威”；三是允许采
用类推方法；四是立法原则化，留下广阔的司法解释的空间；五是以灵活的政策弥
补法律的不足，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六是超前立法；七是先放任后立法。
举例来说，一个人破坏月球环境，要不要给以制裁呢？如果要制裁的话，又如
何制裁呢？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国家根本不需要有法律上的明文
规定，只要某一机构（不一定是法院）或某一高级干部（不一定是法官）说要制裁
就给以制裁，说不制裁就不予以制裁；有的国家则放任社会根据道德习惯对行为人
进行制裁；有的国家则可能比照破坏地球环境的法律进行制裁；有的国家可能根据
法律中保护环境的原则性规定予以制裁；有的国家则马上颁布一项政策予以处理；
有的国家的法律却具有一定的预见性，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有人破坏月
球的环境，早已在法律中作了规定，于是完全可以依法处理；有的国家在法律上没
有规定，于是采用放任的态度，坚持不予任何制裁，以后要不要制裁由以后的立法
加以规定，但即使后来的法律规定要处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人治国家经常采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国家则经常采用第
三种、第四种和第五种方法，只有法治健全的国家才采用第六种和第七种方法。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治建设的先躯们为我们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后来成
了资产阶级法治的重要的普遍原则。所谓罪刑法定，就是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
文不用刑，与上述第六种和第七种方法的精神是一致的。一九九七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宣布罪刑法定是其基本原则之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
碑。
但是，在设定公民的行为空间时只有罪刑法定原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错罚
法定原则，需要法无明文不为错，法无明文不用罚。在现代国家，制裁违宪、违法
行为一般以罚为主，以刑为辅。如果只有罪刑法定而没有错罚法定，就等于在制裁
领域，仍然是以人治为主，以法治为辅。因此，是否确立了错罚法定原则，是衡量
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错罚法定是不可缺少的。目前中国存在的许多
问题，与没有错罚法定的法治原则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行政处罚滥用
问题，其次是罚错与纪律处分混淆不分、纠缠不清的问题。
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在我们国家，
党员一旦受到党纪处分，一方面意味着他在刑罪法上可能要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
分，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他在罚错法方面可能受到没完没了的处分。人才流动权、职
称晋升权、住房分配权、岗位选择权等等都有可能受到严重限制甚至剥夺。这些与
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