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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对于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政治上的犯罪嫌疑人）历来都
是采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纵一个”之政策的。这种“宁冤不纵”的政策体现
在司法上就是毫无限制的“有罪推定”原则。这一原则的长期实行，使得中国民众
也普遍地养成了多疑、偏狭、不宽容、轻视法律程序、轻视生命价值等等的集体潜
意识，极大地妨碍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1996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改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司法审判原则，这是
中国历史的重大进步。“有罪推定”的精神实质就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纵一
个”，“无罪推定”则相反，其精髓就是“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无
罪推定”是司法文明的体现，是法治国家的标志。
不过，一个国家在立法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还不等于在司法实践中就
已经建立了“无罪推定”制度，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
根深蒂固的国家，立法上的“无罪推定”原则要外化为实实在在的司法制度，恐怕
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曲折过程。在社会治安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或者在出现
政治动荡的时候，这种曲折恐怕更难避免。一旦“无罪推定”原则经受住了时间和
实践的考验，一旦“宁可放纵一千，决不冤枉一个”的观念潜入中国民众的集体心
态之中，那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建成了现代法治国家。
标志之五：“恶法亦法、恶攻有功”普遍观念
恶法是不是法？历来有争论。在建立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在理论上、观念上和
制度上都必须解决恶法的法律地位问题。
如果简单地承认恶法是法，任何恶法都必须无条件遵守执行，那么反法治、反
文明的法律也可能大行其道，从而彻底堵塞通向法治国家的道路。
如果简单地否认恶法的法律的地位，那么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可能被宣布无效，
因为任何一部法律都具有恶的品性，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这样一来，不仅不能
建成法治国家，而且连普通的法制也很难保持了。
法治国家必须有条件地承认恶法，这个条件就是：法律运行机制中必须包含法
律的自我完善机制。而要建立法律的自我完善机制，就必须承认民众具有批评法律
的权利，还要承认民众具有通过法定的程序修改法律的权力。只有具有了这样的机
制，才能宣布“恶法亦法”，否则，恶法就是彻头彻尾的恶，而丝毫也不具有法
的品性。同时，只要有了上述机制，全社会也必须承认“恶法亦法”，否则，就是
无法无天，就是法皆废而恶皆存。
然而，保障民众批评法律的权利谈何容易！就在不远的30年前，谁要是敢于批
评当时的“现行法律”，谁就是“恶毒攻击”，就是十恶不赦，就要被打翻在地并
踩上一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再将时间向古代推移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从秦到
清有不尽其数的冤魂都是因为“恶毒攻击”而死于非命的。
批评不易，承认“恶攻有功”就更不容易了。不过，在远古的中国，倒也曾经
确立过批评有功的法律原则，诽谤木（华表）就是这一原则的见证。然而，自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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