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马上就能同步提高。在这方面，很可能是异步提高，并且会有不平衡性。但大方
向会是一致的。
诉讼法的严格实施，是依法办事的主要环节。不难想象，司法机关办案的结果
虽然完全符合刑法典的要求，但是办案过程却不符合诉讼法的要求（轻易拘捕，或
拘捕后关押超时甚至严重超时，等等），也同样会破坏罪刑法定的兑现。在平民百
姓看来，所谓罪刑，不在于法院的判决书上如何说，而在于国家的实际行为如何，
只要我被你关起来了，就说明我犯了你的法，就说明我被你定了罪、判了刑。事实
也是，被捕两年，被判无罪释放，与未经逮捕直接判刑两年相比，在人身自由的损
失上，其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强制措施的严格与否，同样关系到罪刑法定的
当代命运。
为了保证“法有明文必为罪”的严格实施，对于缓刑、减刑、免刑、假释、监
外执行、保外就医等等灵活措施，也应当严格运作，条件和程序要有明确和严格的
规定，更要有严密的监督和制约。否则，有相当多的一些人就可能逍遥法外，“法
有明文必为罪”就会落空。“法有明文必为罪”与法无明文不为罪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一方受到破坏，另一方也必然受到破坏。因此，缓、减、免、假、外、医
的滥用，同样会彻底摧毁罪刑法定制度。
六、关于罪刑法定的中国命运
《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的第五部分论述了罪刑法定的中国命运，分析了罪刑
法定主义在中国从近代到当代产生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分析了当代中国制定完备的
刑法典同时取消司法类推制度的现实可能性。这些分析同样是充分透彻的。但作者
忽略了在今后的中国实行罪刑法定的艰巨性。
艰巨性的第一个根源是，封建传统仍然根深蒂固。这些传统包括：特权观念和
官本位；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大一统、一元化；在政治行为方式上，少数不
能服从多数，多数不能保护少数；人治习惯和法律虚无主义；等等。这些传统虽然
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无疑会妨碍罪刑法定的实施。
艰巨性的另一个根源是左的干扰仍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
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政治挂帅”等等左的思想和路线还会以各种不同
的方式表现出来，干扰甚至冲击正常的法律秩序。
封建传统和极左路线有时会结成统一战线直接破坏法治，有时它们也会相互
撕杀，用它们的战火烧毁法治。这些，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1997年的新
刑法已经明确规定要实行罪刑法定，但是与之配套的许多具体工作还没有
完成。这些具体工作做起来也将是艰巨的。
首先，新
刑法分则中的一些条款并不严格符合总则的要求，概然性的、模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