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形成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政党不需要依靠竞选权利获得国家权力，政党的职权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执政党在国会之外执政而不是在国会之内执政，至少不仅仅在国会之内执政；履行监督职能的参政党主要的也是在国会之外对执政党、领导党进行监督，而不是对国会进行监督。因此，政党不可能完全融合于国会等国家机构之中而使政党的职权和国家机构的职权合流，这就要求
宪法和法律在规定人大、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的职权的同时，也规定政党的职权，而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规定国家机构的职权。
在多党制下，对执政党的监督程序完全融合于竞选程序和国家机关的相互监督程序之中。对国会的监督就是对执政党的监督，几年一度的竞选则是对执政党的考试性监督。因此，不需要专门规定监督执政党的法律程序。
在我国，由于党直接行使着一部分重要的国家职权，由于对国家机构的监督与对执政党的监督不能合流，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不同于多党政治体制下的监督程序。
（三）不明确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就有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不好解决。
第一，不明确规定党的职权及其程序，
宪法的最高权威就难以确立。
前文已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一种权力，而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行使着军事统率权、行政首长提名权、制度创立权、决策权、复议权等等重要的不能和其他组织分享的国家权力。然而，
宪法对这些权力却不作具体规定，这未免脱离实际。而脱离实际的
宪法，其权威性就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第二，不明确规定党的职权及其程序，党政分开的法治原则就不能落到实处。
通常的党政分开的理论认为，党组织的活动应当与国家机关的活动有严格的区别，这几乎是政治学与法律学的常识，这些常识成了有些人反对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的主要借口。但在笔者看来，不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和程序就永远也不能实现党政分开。这就象
宪法和法律如果不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各自不同的职权及其程序就永远不能实现行政与司法分开的道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