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使用具有自由竞争的性质，而权力则不能自由竞争。根据劳动权，人们可以竞争上岗；根据受教育权，人们可以竞争上大学。但人们却不能通过自由竞争制定法律，或者审理案件，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不能弃权的；这种领导权是其他同类主体（各民主党派）所没有的；这种领导权不是通过自由竞争取得的，其他党派也不能通过自由竞争获得这种领导权。因此，笔者以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之权，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权利之权。
通过权利也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只能依靠身体力行，依靠威望、信誉和理论上的逻辑力量。通过权力发挥领导作用时，当然也要身体力行，也要靠威望、信誉和完备的理论，但不能仅仅依靠这些，还必须发挥国家强制力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过全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领导在共产党控制区表现为权力，在国民党控制区则表现为权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不可能使用国家强制力，所以没有领导权力。但是，为了抗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可以从事一定的宣传组织工作，所以共产党就依靠权利发挥了领导作用。
笔者以为，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不能离开权利领导，但不可能仅仅依靠权利领导。党的领导首先应该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既然是一种国家权力，就应当在
宪法中明确其具体内容和具体程序。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要求
宪法明确具体地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
之所以要在
宪法和法律中具体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还因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存在着与西方多党制度完全不同的运作规律。
在多党政治制度下，
宪法不需要直接规定执政党的职权和程序，只需要间接规定执政党的职权和程序。
宪法只规定各个政党竞选执政的权利，依据这种权利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自然获得执政的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基本上就是国家的权力。如果一党执政，则由一党享有国家权力，在野党只能享有监督执政党的权利而不能分享政权。
如果多党联合执政，也就是多党分享国家权力。这时的联合执政的党也叫执政联盟，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新政党。由于结社自由，其他社会力量自然会形成新的在野党，承担起监督执政党的责任。
因此，在多党制度下，
宪法不需要直接规定执政党的职权和程序，不需要规定政党和议会等政权机关之间的分权与制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