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贾宇教授有所不同——贾宇教授认为应该淡化民众在
刑法思想方面的报应观念，7贝卡里亚虽主张废止死刑，却未必如是。贝卡里亚举例论述道，如果对打死一只山鸡、杀死一个人或伪造一份重要文件同样判处死刑，道德情感必定遭到破坏，而这种道德情感是无数世纪和鲜血的成果，极难形成。8这种道德情感就是民众的报应观念，它是公正的基础。看来贝卡里亚不想淡化它，相反，还有保持和继续培养之意。以此论之，要是贝卡里亚处在当今社会，看到废止死刑同样有可能破坏这种道德情感而又无死刑滥用之虞时，对废止死刑也必定难以肯首。
不过，在当今西方社会，人们崇尚法治，伦理观念日益衰微。究其衰微的原因，按麦金太尔的论述，是道德伦理概念的竞相冲突，9法律似不再是道德的主要载体，相反，法律几乎成为道德本身。法律几乎成为道德本身，在法治严谨的社会，不是不可行。由神法、经由自然法演变而来的西方现代法律，随着宗教的衰落和法律的健全，法律的道德负荷日渐减少因而日益有替代道德本身的趋势，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是不可能。不过，横向比较，历史地看，西方法律从未像古代中国法律那样承载过多的道德负荷。在古代中国，仅有刑律，失礼则入刑，刑维护的是道德——礼，而礼是维护整个社会的根基。因此，古代中国的法仅是维护道德的工具，而不是法本身。梁治平先生在对西方的自然法和中国的礼作比较研究时指出，西方人强调实在法的道德依据自然法，表明了他们对法的尊崇，古代中国人对礼的强调，则恰好表现了一种对“法”的轻视，——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里面，法只具有否定的意义。10
由西方法律体系移植而来的中国现代法律，不再是维护礼的工具。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经过几千年的积沉，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多大的改观，要求法律维护道德体现公正，依然会是民众强烈的呼声。在大多数民众眼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杀人偿命”，就是法律，若断然废止死刑，杀人不偿命，法律又何在！如此伤害民众的道德情感，姑且不论是否会引起犯罪数量的增减，很可能会让民众对法律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减少法律的道德负荷，不必力图去淡化国人的报应观念——这没必要，而且也不可行——只需健全法制即可。健全法制会转移民众的信心内容，对公正的期待可以不必再依赖抽象的道德观念而向实在的法律转移。前述在西方社会，法律日益有替代道德的趋势，就是民众信心内容转移的结果。不过，在法制健全之前，废止死刑而导致权利通约，伤害民众的道德情感从而引发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态度，这和健全之道是相背的。因此，在我国，法制尚待健全，主张废止死刑就有不切实际之处，死刑是否废止应是法治社会诞生之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