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硕士论文后记
孙涛(子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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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语言素以严谨、理性、高度抽象以及逻辑刚性而著称，在社科类语汇中足以被列入枯燥的行列。因此，潜意识里总感觉撰写法学论文近乎服苦役，每每于词句标点的编织中滋生出皓首穷经的倦怠。
然而，当略嫌松散的键盘在十指间跳动出如溪流般清澈的音符，一种流浪的情绪倏然而来。一九九七，飞跃千山，横跨亚欧大陆，我和十一位人大法学院的师友一同到达欧洲。十月的巴黎，宛如一片系着塞纳河蓝色飘带的精美的秋叶。在这个风韵撩人的都市中心，我站在安放着法兰西伟人骨殖的 “先贤祠”前，仰视这座希腊万神庙式的宏伟建筑，竟屏息无语。仿佛多年前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一样的情结！
走进这座法兰西的国庙，立时感到空寂的穹顶下仿佛有无数精灵在游走。仰视迎面端坐的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塑像，屏息倾听圆顶下游走的人类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精神。我这才了悟自己心灵的声音，想起余秋雨先生的偏爱：“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人文地图，如果外出，他会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地图上的景点。中西法律文化长河对我的持久浸润，溶铸出我心田中个性化的人文地貌。亲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宪政民主运作过程，自然会细究何来其源？我想，两百多年来先贤祠内供奉的以及未供奉的无数法兰西先贤当享其荣！
走笔至此，禁不住重新翻起数年前曾看过的美国学者艾伦·沃森先生的《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中译本，李静冰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若从利玛窦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少说也有四个多世纪了吧。然而，时下，上帝在中国除了一张圣诞卡外，还值多少呢？又有几个人能知道点上帝的精神呢？”“朋友们聚到一块闲聊时常说，西方人手里一手一部圣书：一书是《圣经》，以求心灵的净化，精神的寄托；另书是《民法典》，以求财产的安全，人格尊严的保障。上帝与民法均由西而东至。上帝在中国尚且如此，民法的命运会好些吗？每每想到此处，便有不尽的感伤拥胸而来。”
我想李先生之所感伤者应不只是民法的命运吧。整个现代法律制度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艰难的移植过程，正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铭刻的祖国先烈们抛洒热血和生命以追求“德先生”、“赛先生”扎根东土，振兴中华的一个真实纪录。一百多年过去了，即使在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今日中国，凭栏于法治的理想和人治的现实之间，依然令多少壮士为之扼腕——翻翻《南方周末》，看看《焦点访谈》，似乎没有理由不为中国法治现状而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