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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投资来源只能是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和国外的非官方资本，其中主要是国外的非官方资本。我国西部大开发要做的关键工作是如何把国外的非官方资本大量吸引进来。吸引外资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首要内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一。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投资来源是国外国内的非官方资本，但这些非官方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2]。可见非官方投资是以利益为本。但并不是只要有利益就能把非官方投资吸引过来，它的投向还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安全”。
二、投资安全需求论
投资不仅需要利润，而且需要安全。任何一个投资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都希望把钱投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从而平稳地实现利润。如果一个地方虽然看起来有利可图，但没有安全保障，那么投资者就会裹足不前甚而断然回首。投资的安全环境靠什么来提供，只能靠法治。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健康的投资人对法治安全的需求超过其对财富冒险增长的需求。现在的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投资利润已经主要不是通过象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无法无天的冒险来获取，而是要在有利于投资的立法保障下，在良好安全的法治环境中来合法地获取。因此西部大开发地区要大量引进国外国内的民间投资，就必须作好法治工作，提供一个让外来投资能安全“图利”的环境。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不同的投资环境，利益和安全都是一个变量，投资也是一个变量；但投资变量是由利益变量和安全变量决定的。根据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并不表示确切量变但反映量变方向的投资定律[3]：
投资量 =预期利益值／非安全系数
这个定律的含义是：如果非安全系数为确定值，则大量投资将涌向预期利益值大的投资环境，即投资量与预期利益值成正比，预期利益值越大，投资量就越大；如果预期利益值是确定的，那么大量投资将涌向非安全系数小的投资环境，即投资量与非安全系数成反比，非安全系数越小，投资量就越大。如果一个投资环境相比别的投资环境预期利益值要大、且非安全系数又小，那么它需要多少投资就将会有多少投资涌进来。一个最佳的投资环境是一个预期利益值最大且非安全系数最小的投资环境。投资者的预期利益值的确定主要是依赖于真实可靠的利益导向，而缩小非安全系数则只能是依靠法治。因此这个投资定律提醒西部大开发地区：如果你的开发主要是需要投资的话，那么你要做的根本性工作之一就是做好“法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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