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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曼案件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它结束了欧盟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游离于欧盟法律调控范围之外的局面，标志着欧盟足球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另一方面，博斯曼在欧洲法院的胜利，亦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很多传统的足球游戏规则，如转会制度、俱乐部合并规则、球票销售体系、电视转播权制度等等，都将面临司法审查的挑战，事实之一就是潮水般的投诉与诉讼涌到了欧盟委员会与欧洲法院面前。仅欧盟委员会在1999年调查处理的涉及反不正当竞争的足球案件就有50多起，内容从俱乐部主场的跨国迁移问题到1998年世界杯球票销售问题，不一而足。而足球界人士则开始担心，体育自治从此将受到威胁，传统的足球行业管理机制行将崩溃，国际足联（FIFA）亦开始关注欧盟的动向，他们要求足球行业取得欧盟竞争法的豁免，保持其自治地位。
在1997年10月签订《阿姆斯特丹条约》时，[3]各欧盟成员国共同通过了一份《关于体育运动的声明》，以下称《阿姆斯特丹声明》，[4]该声明虽然只有简明的三点内容，但其明确了“对体育的特殊性应给予特殊关照”，意在避免将欧盟法律自动适用到足球等体育商业领域，其要求欧盟委员会谨慎行事，要求“欧盟各机构从现在起，讨论涉及体育的重大问题时，应同各体育协会磋商”。
在上述框架性规则之下，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规范足球运动乃至整个体育领域的具体规则。1999年在希腊奥林匹克举行的欧盟体育大会上，[5]制定了以下4条关于指导体育法律实践的基本原则。
第一，运动员和俱乐部在欧盟各国间自由流动与开业的基本权利不应受到限制。唯一例外的情形是，当预期的体育运动目标（Sporting Objective）无法实现时，可以对该自由进行限制。
第二，国籍是体育竞赛运动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各体育协会、联合会具有合法的利益对其进行保护。《阿姆斯特丹声明》亦强调了“体育对塑造身份的重要社会意义”。尽管基于国籍的差别待遇确实违反了欧盟基本条约中“自由流动”的规定，但体育运动中有些基于国籍因素的区别对待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合法的。
第三，欧盟竞争法应适用于职业足球领域，但由于体育运动本身具有特殊性质，因而不能将其视为与其他普通商业行业一样的行业。因此足球行业机构有权采取一些可能限制商业竞争机会的措施，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有正当的体育运动方面的理由，例如为了保障体育比赛对手之间的相对公平。
第四，体育联合会，例如欧洲足联是垄断机构，因而具有《罗马条约》第86条所描述的“市场支配地位”。如果他们滥用这种优势，将遭受欧盟竞争法的制裁。但是足球联合会与其他的普通商业行会不同，他们的特殊地位在《阿姆斯特丹声明》中是受到保障的。因此如果他们有些行为虽然损害了有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开展运动，则该行为应当区别对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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