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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归纳社会事实的任何语言都有甄别和交流的功能，使人的行为清晰可辨，何以还需要法律主题词来界定社会事实呢？我们认为，这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常识语言的局限性；二是追求国家法制的统一；三是法律共同体的兴起。
常识语言的一个局限是，它总是借助于特定的情景的，因而，它表达是具体互动情景和事实，这种表达是依赖于经验的，而经验又无法脱离主体，主体的感受越深，语言就越无法实现表意功能。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罗素、卡尔纳普、奎因等人主张哲学必须用科学语言表达，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以及牛津学派否认理想语言，仍然主张将哲学局限于日常语言。但法律与哲学毕竟不一样，它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把日常语言中模糊的、容易引起歧义的因素剔除出去，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使司法工作可以依据主题词组织活动，有可能使各种诉讼类型化、程式化，而且不用再辨析日常语言的意义，这样就保证了司法工作的效率。
另一方面，日常语言往往是地方性的。在回答“如何理解他人的理解”这一问题时，吉尔兹指出，任何一种知识都是根植于地方性意义体系中的，超出地方性知识就没有发言权。这种知识是微观的。“地方性”不仅只是地点、时间、事件等，更是一种地方特色，一种事情发生经过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的想象能力相联系。10 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它在历史上的极致。依据韦伯的分析，系统化、逻辑化、理性化波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人的生活方式。11 具体到法律领域，就是形式理性法律的高度发达。在形式理性法律的框架下，地方性知识表征了非理性、混乱和零散，与体现理性的逻各斯力量、统一的秩序和总体性的追求格格不入。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已容不下这种地方性知识了，官方语言将统一方言。现代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律进行统一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法典编撰，而法典编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形式理性的法律之所以是形式理性的法律，法律术语的运用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它通过对人们之间的某类行为进行归类，把这些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意义体系之中。通过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被重新命名和组织。这种命名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支撑的，它是强制性的、不容其他分类体系抗拒的。它改变了地方性知识纷繁芜杂的局面，在重要的社会关系上，创造了一个看起来好象是统一的世界图景。现代权力的基本策略是分类学、目录和统计学，法律主题词也是其中之一，它体现了现代国家对理性和秩序的追求。
但对同一社会事实的界定，法律和社会的界定常常是不一致的。在秋菊的案子中，两种界定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秋菊代表着地方性知识在法律术语和命题中的命运。最终，国家大一统的法治话语战胜了地方性知识，一切地方性知识都消融在法律体系里，没有一丝痕迹。现代法治正是通过秋菊这种人不断完成的。没有秋菊这种人，现代法治工程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只有在把地方性知识对象化的过程中，法治话语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法律也才能够悄悄地向生活世界拓殖。这或许也是现代社会自身反思自身的表现之一。
地方性知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看来好像与法律主题词没有多少联系，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主题词界定的是一类社会行为，而在生活中，人们总是按照典型的社会行为（一种理想类型）来组织活动的，这种“典型”、“理想型”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种称谓。在这种称谓中，抽离了行为的个别因素，留下的只是行为中的普遍性的、反复出现的因素。如几个人合伙买车，按照地方性意义体系，当事人可能把它称为“搭伙”，在法律和司法中，则以“合伙”这一主题词称之。虽然每一个搭伙/合伙行为的具体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无论当事人还是法院，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搭伙/合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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