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埃林曾说，每一个判决都要“根据生活智慧来检验”。42 这种生活智慧无疑是当前中国所必须具备的。可能有人要说，在法律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中国，在司法腐败较为严重的今天，法官缺少的不是生活知识，而是法律知识。我们无法证明这种判断是错误的，甚至我们也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是，法律知识真的那么具有专业性吗？法官就一定比一个居间商更熟悉居间合同，比一个农民更熟悉减负条款吗？法律留下的自由裁量空间真的有那么大吗？法官的素质就决定于他的法律知识吗？海淀法院的法官尚秀云的成功之处（很多人不以为然）不正是在于她的生活智慧吗？我们是不是也在推广一种精英逻辑，但这种逻辑，是不是“把传统上简单事情复杂化，把浅薄的东西显得更困难的游戏视为我们的合法任务？”43 惭愧的是，本文可能也是这样一种游戏。
美国法官汉德说：“对一名被要求审核一个有关
宪法的问题的法官来说,他除了要熟悉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还需懂得一点阿克顿和梅特兰、修昔底德、吉本和卡莱尔、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马基雅弗利、蒙田、拉伯雷、柏拉图、培根、休谟和康德。因为在这些知识中,每一种都全有助于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44 这样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多多少少有些虚无飘渺。但前些年讨论的法官应受那些教育的问题认识还是意义的，它实际上在追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仅仅是满腹法律的计算机吗？
结束语
如果说，在文艺中倡导回到常识还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话，那么，在其他领域，对常识的招魂则可能被视为是落后的代名词。无疑，今天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分工高度发达的世界。现代性留给我们的组织框架、市场理性、程序机制值得我们为人类的进步欢呼和沉醉，但是，一些敏锐的人可能也感觉到，这一切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韦伯所说的铁笼（iron cage）。45 对分工对人所造成的戕害，斯密、马克思、伽达默等都作了精彩的论述，但是，这却是我们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一百年前，大法官霍姆斯谆谆告诫道：
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官对时代需求、主流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公开或隐含（unconscious）目的的感知，甚至他与同僚一起分享的偏见，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时，都远远比三段论的作用大得多。法律……不应当被看成是数学书中的公理及必然结论。46
在号召法官知识专业化的今天，这段话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本文系与谢鸿飞合著)
【注释】 1、《圣经·列王纪上》
2、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3、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吴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1页。
4、王羲之：《兰亭集序》。
5、如在乌干达的苏噶地区（suga），一般文化和法律这一子文化之间的差别很小。法官仅仅是暂时的专家。法律中并没有一个门外汉所不能理解的法律技术语言。虽然它有法官、法律、法庭、谋杀之类的语言，但这些语言是在每个人的语言词典中都能找到的。see Lloyd A. Fallers, Law Without Preced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 66.转自Lawrence M. Friedman, Law and Society :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1977, p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