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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知识变迁的原因：初步分析11
1、社会的变化
法官的知识从日常生活中脱离的原因，可以以马克思的观点作出解释，即将之最终归因于经济基础。12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较简单商品经济时代复杂得多，案件的数量激增。“通过社会生活阅历来培养‘法律’人员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13 而且，因为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密化、精致化，人们已经生活在“知识的集中营”里，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各人的心灵越来越不透明，生活世界以外的信息和知识变得越来越陌生和新鲜。与现代社会的抽离化机制（吉登斯语）紧密联系的是，为了高效地处理案件，人们不得不把异彩纷呈的世界压缩到法官容易理解和掌握的范围内，以把世界浓缩和简化，而法律知识正是这样一种知识。于是，法官与当事人的生活联系在审判中消失了，两者都成了一个在特定场域中的匿名的角色和符号。
在“上帝缺席、诸神争斗”的今天，个人主义普遍流行，成为一种新的宗教(the cult of individual)形式。14 一个悖论产生了：一方面，权威不断地被颠覆，偶像崇拜沦为年轻人昙花一现的冲动；另一方面，新的权威又不断被生产和制造。这种权威是抽象的，表现为人们对知识、对专业而不是针对个人的膜拜。人们不得不借助于专家知识和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15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法律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大势所趋，它就必须要建构一套知识体系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辩护，法官的知识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摇身一变，成了专业知识。它与其他人的知识区分开了。
2、法官与学者的作用
在现代法律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已经分离，现代法官则无需承担亲自调查取证这一任务了。在刑事案件中，取证由侦查机构承担；在民事诉讼中，则由当事人依据举证责任规则承担，证据的鉴定人员也由专门机构负责。如果让现代法官审理判子案，简直就是小事一桩：运用亲子鉴定技术就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判决。在科技成为新的权威的今天，如果所罗门判子案在今天发生，当事人恐怕难以心服，而且，这种证据也不会为法律所认可。正因为现代法官不再承担回溯案件真实的任务（并且法官对许多证据基本上没有判断力），而仅仅判断证据在法律上是否成立、能否被采信，所以他不再担当一个英雄和超人角色，也不再被视为是智慧的化身。从法官职责缩小这一点看，法官的责任比以往轻多了，而现代国家要求法官“依法可依”，尤其是证据问题上举证责任的限制，给英雄法官留下的空间非常有限。此时，如果法官不将自己的知识与当事人的常识截然分开，他就显得一无是处。为了使其判决获得合法性，法官必然要重构权威的根基，这就使法官有夸大其知识的专业性的必要，否则，如果他以常识判决，又没有能查明案件真实，他的权威必然受损。而且，运用一套与生活常识不同的知识，更能使法官显得更中立、更超然于当事人之上。16
在法官知识转型的过程中，法学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现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法学家的法律。尽管在学院机制里，一战后出现的社会科学还没有法学17 ，但现在这门学科已成为“显学”。由此，可以想象法学家其中的作用（当然不完全是学者的作用）。基于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学者将法学打扮得非常神圣，力图使法律知识与生活知识隔绝，就好像很普通的一种植物在植物学都上有一个学名一样，法律知识也重新赋予世界以崭新的意义，大量的法律术语出现了：预期违约、“间接转致”（Indirect Renvoi）、证据开示……甚至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一千古不变的规则也换成了“同时履行抗辨”。生活世界被重构了，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起来。这无疑会影响接受这种教育的法官。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命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命名，一个圈子里的人就难以交流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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