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在日本的第三次司法改革中，它的改革领导机构“司法改革审议会”排除了现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参加，就是鉴于在此之前的两次司法改革中，由于法官和检察官的加入使其始终未见显著效果。
2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3 邱联恭：《程序保障论之新开展》，载中国台湾《月旦法学杂志》1996年第19期，第6页。
4 转引自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5 在本体论上，“主体”指的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物质，即世界本原和基础；而自认识论的角度，指的是与客体相对应的认知者；在历史观中，“主体”则是指推动和构成社会发展的人。相应地，“主体性”则指的是占据主导地位、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的状态和属性，是主体所特有的性质和特征，“主体具有意识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意识、思维是主体的机能和最重要的特征。”（《辞海》第3143页）在本文中，我们是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上使用“主体”和“主体性” 范畴的。
6 借用基督教思想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之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书名。其核心思想内容参见其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伯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82页。
7 陈刚：《西方精神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
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转引自陈兴良：《
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9朱正高，《康德的自然法学》中有关康德天赋的权利之论述，载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10实际上，康德的思想是发展的，到了后期他认为人为目的是先验的，不需论证的公理。继康德之后，费希特在对康德的二元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将人的自由和主体性地位建立在了主客体同一的基础上，将“绝对自我”作为最高出发点，进一步弘扬人的自我意识，可参见曹义孙在《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述评》中的论述，载郑永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07页。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主体性亦有进一步论证，在此，不再赘言。
1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閻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12 柏林实际上是批评积极自由的，认为它会导致专利。但正如史蒂文·卢克斯指出的：“这种可怕的转变在逻辑上并不可信，而且实质上与个人自主观念无关。因为所有观念都可能为邪恶势力所利用”(见其著作《个人主 义》，閻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3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閻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相关论述。
4 可参见艾四林：《哈贝马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2—103、163—165页。
5可见谢鸿飞相关介绍，《现代民法中的“人”》，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第149、151页。
6 陈小文：《诱惑与迷惑》，载《读书》2001年，第9期，第24页。
17 马克思在谈到民主政体时，就人与法律的关系分析到：“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它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9页。）
18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5页。
19樊崇义编 ：《刑事诉讼法学》99年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20 艾伦·德肖薇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21程杞国：《从管理到治理：观念、逻辑、方法》，《新华文摘》，2001年第12期，第7页。
22 见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中间报告》。转引自张卫平：《事实探知：绝对化倾向及其消解》，载《法学研究》，2001年版，第23卷，第4期。
23见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2000年6月12日提交的最终报告《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24 小岛武司：《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法理实证》，汪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156页。
25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5页。另外，中国国内学者已有相似观点，刘荣军不久前曾在分析了1996年沃尔夫勋爵提交的《接近正义》报告后指出：“不仅律师领域要倡导法律服务，即使在法院，也需如此。因此，应该在改革审判方式的同时，多为当事人提出各种便利，使当事人更好地利用法院，更信任法院。” （见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