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关熏蒸的时间、地点、仓库、放虫样、熏蒸费等方面的证据、证言全部互相矛盾，表明所谓熏蒸两个月之说亦系伪证。
　　2、按我国检疫法规《操作规程》第15条，熏蒸消毒应由检疫所监督，熏蒸应放虫样，以便检测熏蒸效果。放虫样属检疫所之职责，只有检疫所有权决定熏蒸是否成功。上述内容为颜金村所肯定（证据8），也为熏蒸队长洪天赐当庭证实（证据9）。
　　3、检疫记载表称：检疫所元炜、火财两人于8月12日-14日和8月16日-19日两次在湖里仓库放虫样，8月19日熏蒸成功（证据10），证人颜金村证实：依检疫法规，熏蒸成功后检疫所有义务主动放行（证据11），但该所却于38天后才签发放行通知。颜辨称“是迟了些但无关大局”（证据12）。但1995年3月13日二审法官庭后调查颜金村时，颜却改称：（放行通知单）“这个看当事人有无要求，有的当事人要求我们出具放行通知单，我们也可以出。”（为何38天后才出具放行通知单）“这份通知有开没有开都可以，如果当事人没来开也可以”（证据13）。也即：事实上检疫所根本就没有查封本案合同项下的鱼粉，否则怎么可能“开不开放行通知都可以”！
　　4、熏蒸队出具的证明却称熏蒸日期为8月18日—20日和9月28日—30日（证据14）然而上诉人于1989年8月29日、9月2日、9月12日的原始传真却称：“尚无法找到合乎熏蒸要求的仓库”（证据15）刘温实当庭证实：“移仓是8月27日—9月1日，不可能在湖里熏蒸，鱼粉是在农资仓库和饲料仓库熏蒸的”（证据16）洪天赐则称：“在东渡濠头及机场饲料仓库熏蒸”“不可能熏蒸开始后移仓。”（证据17）
　　5、也即，在检疫所放虫样的湖里仓库，刘温实和洪天赐均肯定未在该仓库熏蒸过，而在其自称的时间和仓库的所谓熏蒸则没有检疫所的监控。尤值一提的是在8月12日和19日检疫所记载的所谓封仓熏蒸之日，上诉人却出仓库货物各一百吨（证据18）。而这决无可能。因此，所谓熏蒸两个月之说纯属伪证。
　　6、从熏蒸收费问题亦可反证熏蒸的虚假性。上诉人直到今天分文未付其自称的12万元熏蒸费。洪天赐在1995年3月16日答二审法官庭后调查时又称（不收12万元）“因现在是市场经济，为招揽生意…”（证据19）然而厦门熏蒸队迄今独此一家，“是按仓库体积来计费的，而不是按3000吨货物来计收的”（证据20），他却又忘了在91年6月13日一审当庭作证时说：“鱼粉熏蒸按每吨20元计，3000吨计6万元，因熏蒸了两次故计12万元”（证据21）。然而上诉人在89年8月9日传真说：“熏蒸问题已与熏蒸队谈妥，费用达20万元之巨”（证据22）当时谈的仅是一次熏蒸费，最多仅6万元。上诉人于8月29日、9月2日、9月12日传真均说熏蒸费为15万元（证据23）按检疫所监控的时间，此时早已熏蒸完毕，费用充其量仅为12万元；而按刘温实、洪天赐所讲的熏蒸，此时熏蒸尚未开始。又如何知晓必定要熏蒸两次。而洪天赐是自1975年开始从事熏蒸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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