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招工，一位老知青当了建筑工人，77年则轮到知青队长，他虽然是资本家的儿子，但由于他深暗世故人情，上上下下摆得平，因而被当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特殊优待，结果他也顺利地被招进煤矿当了一名井下挖煤工，当年即便是殡仪馆来招工知青们也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那少得可怜的名额。1977年招兵，我是多么想参军那，论身体素质我当属全公社第一，我身材虽不高，但四肢发达匀称，虎背熊腰，胸肌发达，集力量、灵敏于一身，招兵的连长很喜欢我，可当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后，不无挽惜地打消了要我的念头。看着那些面黄肌瘦甚至同手同步走的农民子弟都能穿上漂亮的绿军装，我心中的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1978年龙岩火电厂有一名额，那位自称是我校友，却又故意说明我是地主仔的家伙，父亲是某物资供应公司经理，他本人则因成绩太差及有小偷小摸行为。连初中都未毕业便混迹社会。但因为他时常用烟、酒、土特产铺路，深得党支书厚爱而混了个副队长，他五短身材可又偏偏想显示副队长的威风，因而更显得滑稽可笑。
　　78年从永安来了一位长得挺可爱、漂亮的姑娘，那副队长一下子就如苍蝇见屎似地扑上去，整天缠着她大献殷勤，以致丑态百出。我写了一则“狐狸与花公鸡”的寓言，贴在墙上，引得知青们哈哈大笑。随后我与三名知青一道写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检举函，分别抄送县招工办、公社党委书记、知青办、历数那小子的劣迹，以阻止此人招工、混入党内。此举令他那当经理的父亲破费了不少，最终摆平了各路人马，硬是强行把他招走还突击入了党。我和其他三位带头者则上了公社的黑名单，据说公社本来准备办我们的学习班，后来情势急转直下，才不了了之。说句公道话，那小子也非什么坏人，也不是有多下流卑鄙。他也是出于尽早离开这穷乡僻壤之目的，尽量压住他人，好让他自己先行。
　　我刚下乡不久，有一次在西瓜地里劳动，他大概想给我个下马威，想在我面前摆威风，指责我“偷懒”（我不计报酬业余管理200棵果树，怎么可能劳动偷懒呢）。我当众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吓得直往后躲，生怕我的拳头会落在他那不经揍的身上。从此以后，他表面上对我不敢怎样，可暗地里却使了不少坏。其实，我从未把他放在眼里，我仅是认为是颗锣丝钉，就应当拧在该呆的地方，而别把他充做栋梁使。
　　1977年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结果由于物理和化学几乎交白卷而败北。大姐给我买了全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及一套由英国人为外国人编写的《基础英语》，我可是犹犹万事，高考唯大。又迎战了1978年的高考，得346分，因水涨船高，当年福建省又获全国高考红旗，录取线为全国之冠达360分，再次名落孙山。此时，西藏大学来福建省拟招收分数250以上的300名学生，唯一的条件是毕业后必须留在西藏工作，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后不知何故，西藏大学又取消了该次招生计划。成为中学民办物理教师后，我又准备79年的高考，那套数理化丛书，我从头至尾一题不拉地做了三遍，岂料七九年高考一改过去模式我化学仅得分36分（78年考了93分）结果再次以6分之差榜上无名。我同班同学均是由理科改文科，结果一个个考取大学或大专，经连续三年的高考，把我考得双腿发软，临场浑身发抖，脑袋在考场上因思想压力太大，以致迟顿，第三次失败使我痛苦极了。母亲看我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提出她退休让我补员。我当即表示不需要大人安排我的前程，我说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闯出一条路。79年我又参加了首次招工考试，结果我选择当了名汽车驾驶员。其间我读了徐迟所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及一篇关于曹南安徽的报告文学。既为陈景闰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所感，更为曹南徽不屈不挠地刻苦自学的精神所动。当然，我怎么也未料到自己日后会比曹南徽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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