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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三年级始，每逢春耕、夏收夏种，我们都得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插秧、割稻什么的。当时的班主任Q老师是个刚从师范毕业不久的青年人，满脑子政治、动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时不时批判这思想，那主义的，说是要把政治空气搞浓浓的。他给三名班干封了个“阶级斗争的小闯将”、“革命的老黄牛。”我们班在Q老师的熏陶下，个个都是写批判文章的能手。当时的批林批孔，什么贫下中农学哲学、批孔夫子、上讲台，在我们班都搞得红红火火。 副班长还写了篇“红小兵学讲哲学”的文章在福建日报刊载，很是风光了一阵。
一日，Q老师在讲台上语文课，我却在台下画了一艘军舰，正当我埋头作画之时，同桌的“阶级斗争小闯将”一把将我的画夺过去，交给老师，他盯了我一眼，回过头继续他的板书。我心想，坏了，这军舰画得不够好，于是我又专注地画了一架战斗机！此时Q冷不防走到我身边，抢过画页，一把将我拎上讲台站立一边。接着Q发表了一番令我惊心动魄的演讲：“同学们，现在召开现场批斗会。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日日讲、年年讲，今天发生的事，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郭国汀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后代。他丑画解放军、军舰画得歪歪斜斜，还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画飞机。不思改悔，好在现在已经解放，如果在旧社会，他肯定是坐看国民党的军舰开着国民党的飞机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年仅12岁的我，可怜站在一旁只有落泪的份。Q的这番话，可把我吓坏了，此种当众羞辱，对我那幼小、单纯的心灵伤害之大、之深，可想而知。从此我不再拿画笔！同时，我对Q恨之入骨，暗暗发誓一辈子不理他。可事后不久，一次考试我语文、数学得了双百！Q当即封我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这可是我在整个学生时代当过的唯一的官呵。余以为：为师者，爱生是本份，激励、鼓励学生进学是正道，断不可以貌取人以势压人，更不可轻易伤学生的自尊。尊师爱生，师道尊严，应是相互的，惟有爱生，方能获得尊师，师不爱生而生尊师者，未尝闻也。平心而论，Q是个颇有才华的老师，讲课生动活泼，课外活动亦搞得有声有色，班上同学大多能言善辩恐得益于他不少。77年恢复高考后，班上同学们皆拜其为师补习。唯吾偏偏从不求教,故同学们一个个都考取大学我则连续考了四年方成。而Q如今已成为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副校长。
转眼间飞机已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望着富丽堂皇的候机厅、洁静明朗的休息室，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在成田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我又登上由东京直飞温哥华的日航班机，因我不吸烟，结果被安排坐头等舱，身边坐着一位前往温哥华旅游的幸子小姐，她长得清纯可爱，身材苗条婀娜，声音轻柔可人，举止大方端庄。她以为我是日本人，用日语问候我“I am Chinese.”我只得用英文答话，她说她正在学汉语，很喜欢中国，我们便用英语谈起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山川河流名胜，不知不觉已近夜间12点。一路上日航空姐服务殷勤有加，笑容可掬给人以温馨、宾至如归之感。不一会幸子小姐困了，我便戴上耳机听轻音乐，正当我也想入眠之际，偶看机窗外，署光万丈已是白天来临，顿时睡意全消，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初一时，正值文革高潮，小学也办起了初中班，Q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一日全校举办乒乓球选拔赛，结果我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可集训名单一下，偏没有我这个冠军。那个时代，因为你出身被认为“不好”，人们也就名正言顺地剥夺你升学、参军、招工、入党，甚至参赛等资格。我成了没有权利可言的四等公民。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甚至从未见过祖父，可他却可以影响决定我的一生。再说父亲明明是国家干部，为何我的家庭出身非得填地主？真令我深感迷惑不解。
我家世代经商读书，太曾祖之父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家乡盖了占地近五亩的深宅大院，太曾祖承祖业经商于江西、福州等地，后经营失败，回家吃老本；曾祖是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后因染上抽鸦片，结果卖光了祖遗产业，使家道中落；祖父念书至13岁不得不中途缀学到商店当学徒，后升为店员与人合股经商，发了点小财在家乡买了九亩地，父亲也得以求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29年红军在龙岩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分田地打土豪，祖父自然成了斗争对象，九亩土地被分给农民耕耘。祖父则逃往厦门、漳州一带经商直至解放。1954年龙岩进行民主补课，对于在1929年未被斗争清算的地主重新进行民主补课，结果祖父又被评为地主，房产均被没收，尽管他自1929年始，从未收过分文那九亩地的地租，按土改法是不能再评为地主的，父亲不服，写了一份申诉书给龙岩县政府，反而招来“为地主阶级翻案”的罪名。这顶地主帽子一戴就随祖父入西天，并由我们全家继承直至1979年，龙岩县政府一纸公文宣布撤销1954年之民主补课，祖父成份被改为中农。然而这顶地主帽子，使得父亲自50年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官越当越小，由科长而股长，竟至于1971年被扫地出门。可怜他堂堂大学生竟回家乡当了一名靠进城挑大粪维持生计的农夫。兄姐六人的升学、招工、招干、入党全大受影响。别人下乡两年便可招工、参军、入学，而我的兄姐最短的下乡五年，最长的近十年。惟有我赶上未班车，算是不负众望杀出了一条血路。若非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务实理论，也就没有郭国汀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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