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还是19世纪的人文—社会精神影响的结果。众所周知，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机器生产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使人类对自己在关于自然环境方面的能力有了一种新的概念。针对思想、政治、经济中的传统体系，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对向来看成是颠扑不破的许多信念和制度的攻击（5）。故此，19世纪，以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A. Comte，1798年~1857年）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证主义得以产生，而该思潮按照物理学的模式所倡导的“通过观察、比较、实验、分析的归类过程进行科学研究”的风气，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在政治法律研究领域，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流行千年之久的“自然法哲学”受到排斥，逐渐趋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它强调要以后验的（a posterriori）方法取代先验的（a priori）方法，像物理学那样把法律当作一个物质的实体——实际的法（actual law）或实在法（positive law），用可以度量、权衡轻重和精确计算的方式来研究和分析。虽然英国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和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1832年）于1782年在撰写的《法理学限定的界限》（The Limits of Jurisprudence Defined）最早表述了这一分析原则，但该书手稿直到1945年才被发现和出版（6）。故此，至少在英美学界，真正对法理学学科的独立产生影响的，是1832年约翰•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之限定》（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一书的出版（7）。奥斯丁在著作中强调：法理学只应研究“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法律”（即“实在法”），而不是“应当是什么样的法律”（即理想法或“正义法”），力图将道德、功利、伦理和正义的模糊观念排除于法理学的领域以外，创立一个逻辑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基于此点，后世许多法学家称奥斯丁为“分析法理学之父”（8）。也有人干脆把英美的法理学称为“奥斯丁法理学”。应当承认，正是奥斯丁著作的影响及其追随者们——如阿莫斯（Amos）、马克伯（Markby）、霍兰德（Holland）、萨尔蒙德（Salmond）等人的努力的贡南，法理学最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理论知识体系、学问和大学的法学课程）而存在（9）。
　　纵观法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即众多法理学派别的兴起。在19世纪早期，除了分析法学派外，占统治地位的，还有哲理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哲理法学派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们（主要是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法哲学思想为代表。历史法学派以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普赫塔等）为主体，也包括英国的梅因（Maine）和日本的穗积陈重等人，以强调“历史实证”而自成体系。19世纪后期，社会学法学派、新康德主义法学派、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和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开始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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