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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实际上双方均明知欲订立的是信托存款合同，但被告却有意持格式“委托资金合同”让原告签署。格式合同下的条款，自然与该合同性质相吻合。但双方于订约时特意将体现委托贷款合同性质与特征的“借款人”、“用途”两栏删除，此种情况下，该合同实质上即为信托存款合同。
再次，由于该格式合同是“委托资金合同”（即委托贷款）其有关条款必然与之相适应，在委托贷款的情况下，由于贷款风险是由委托人承担的，该第二条的规定也就顺理成章。但由于本案合同实质上是无效信托存款，贷款风险应由受托人承担，此种格式条款当然不能自动适用，除非是委托方的真实意思。
第四，该第二条只有在明确了谁是借款人，用途如何，亦即合同是委托贷款合同时，才具有效力。因为该条涉及由谁承担风险，在合同是委托贷款之场合，该条款仅是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便没有此种条款，风险仍由委托人承担；而在借款人及用途二栏被划去之情况下，合同性质已发生本质变化，其原格式合同条款当然不能再按原来性质的合同加以解释。
第五，根据合同解释原理，格式合同双方对有关条款有歧义时，应作对非制定合同一方有利的解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被告明知双方欲订立的是信托存款而非委托存款合同，却故意拿格式“委托资金合同”冒充，具有明显欺诈故意。因此，该第二条无论从那方面分析均属无效条款。
综上所述：本案合同双方无论在订约前的谈判阶段，还是在签约当时均明知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均明知合同的性质是信托存款。但由于原告实际上不具有法定的信托存款的主体资格，其信托存款的行为因违反有关强制性法规而无效，因此本案实质上属于无效资金拆借关系。依法应相互返还恢复原状。即便不考虑合同性质，本案合同第二条仅是部分内容与合同标题相符的格式合同条款，该条款仅在合同是委托贷款之场合，才具有效力；无论理论上、还是法律上、或是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诸方面，均已明确委托贷款与信托贷款的构成要件，本质区别即在于由谁确定借款人、用途、保证人、保证方式、利率、期限；在信托贷款之场合，应由受托人承担信托贷款的风险。当合同名实不符时，应按实际内容定性；当格式合同有歧义时，应作对制定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限制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除非当事人的有明确相反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真实意思必须从合同用语，谈判订约的过程，依据公认的法理，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加以认定（本案当事人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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