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与商法的理性品格-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如果说民法的价值理性在于确立并保障人格，那么商法的价值选择便在于对人格快乐之倡扬。民法解决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一般生存权利问题，而商法则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并保护人追求快乐生存的权利问题。“商”的本质在于“营利”，而商法的本质则在于以法律为手段保障合法营利的进行。人何以快乐？何以幸福？拥有财富无疑是快乐与幸福的基石，不断积累财富、迅捷而安全地增加财富是追求快乐与幸福的目标。因此，从人法的角度讲，“民法乃人格法范畴，而商法又是人格快乐法范畴”。[8](P41)民法使人以独立人格的主体身份生存于社会，商法使人以独立人格的主体身份追求财富、快乐生存。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固非万能，无钱却万事难成。这便使赚钱不能不成为人生之乐事。商法的价值目标正在于以法鼓励及保护人们去赚钱。近现代社会发展史表明，促使发达国家国民文明素质普遍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国人普遍的丰足与富有。这既是人类社会之幸事，印证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华夏古训，同时也构成先哲孟子所谓“人有恒财，方有恒义”的最好注解。商法鼓励人们追求私利发财致富，讲究与推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从来即非商法保护的内容。然而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中，“义”与“利”不仅向来对立，而且一直保持着以“义”灭“利”的价值情趣。从古谚“君子重于义，小人重于利”，到文革时期的“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无不裸示着传统东方农耕文明倡义贬利的文化价值观。而“商法及其理论作为一种乐感文化，无疑又是可供解剖与展示封建文化虚伪性、蒙昧性的一把手术刀”。[8](P42)
　　应当明确，商法鼓励人们追求快乐与幸福，并非唆使世人纸醉金迷坐享荣华，相反，它要求人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原因在于，首先，经营与营利的权利能力源于民事主体获得商事人格，而商事人格之获得须有先行投资成为营业业主为依据。其次，营利的实现以从事商事经营为必要条件，然而，进行商事经营既需要商人承担相应风险，又需要其周密策划精心安排。风险压力之痛苦与运筹决胜之艰辛难称快乐，但别无选择地将其一肩担起却是商人必须修炼的内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在商界已演绎为“市场决定强者立足”的残酷格言。不难理解，“商法之鼓励人们避苦趋乐，实际上是将商事主体限定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践行模式中，从而与单纯的享乐主义有严格区别”。[8](P42)对于功业已就的商人，或许一位文学家的感悟更能准确表达其切身之感受：成功的花，人们只看到她绽开时的明艳，但她当初的芽儿，却浸透着奋斗的汗水，牺牲的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