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利于由运动式、革命型的法治向守成式、建设型的法治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设法如何统治人、束缚人，其实质是专制主义的，其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古代酷刑的由来与非理性（完全凭喜怒好恶）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的酷刑死刑有凌迟、斩首、车裂、腰斩、剥皮、炮烙、剖腹、抽肠、烹煮、活埋、射杀、绞杀、火焚、饿死、断脊骨等。伤害刑有：劓刑、割舌、墨刑、砍手、宫刑、毁眼、刖足、笞杖、鞭刑、廷杖、兽咬、割乳、火炙等。审讯方式名目繁多，不胜枚举。野蛮和极不人道的酷刑行为，令人一听就会毛骨悚然，是西方社会无法比拟的，她给中国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带来无法想象的危害。建国后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负主要责任，可参加过这场内乱的每个中国人能推卸这场责任吗？为什么一个人的错误决策会变成一个民族的灾难？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个民族缺乏理性的结果。群众运动往往是正义性和盲目性同在，本能性和理想性并举，神圣性和非理性共存。群众运动的动力来自情感燃烧的力量，带有浓厚的非理性特点，“民愤”成了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中国几千年来停留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非理性思维特点。表现之一便是中国人常常欣赏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式、剧烈革命型的法治。“历史不会重演。变异的历史——‘返祖’的现象却在人类社会中多次的出现过。它并非从前历史的再现，可同以往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历过苦难，补平过创伤的中华民族对此的痛感要比其他民族深刻的多。所以，也正是这样的民族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和心底的呼喊：‘中国不能再走弯路了！’”[8]。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崇拜扼杀了人性之真，并导演出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
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不转变观念，不对公民开展法制教育；如果传统的东西太多，甚至顽固不化；如果还是依感情办事，随心所欲，凭喜怒好恶办事，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还是难以实现。法治不是人们感情冲动的产物，它是人们沟通理性的体现，并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相互尊重，相互交换意见，进行协商讨论，大家都遵守以理服人的准则，摆事实讲道理，唯理是从，以“理性”的方式达成共识，求同存异，以共识来形成共同的活动，彼此合作，以法的方式来治理社会。要实现以法治国，应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律的理性，正确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履行好职责，自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使法治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
在当代中国，法律规定的事情和生活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不一致是存在的。这就是不依法办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依感情办事，依感情的深浅去选择是否依法办事，缺乏理性。而中国要实现法治，应少一点口号和狂热，多一点冷静，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逐步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意识，使行政活动逐步纳入法治责任状态，杜绝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和错了也无从约束与制裁的现象。政府的责任行政是现代社会建立法治秩序的一项最根本的要求。政府活动既要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也要遵守行政合理性原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必须赶快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我们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行以
宪法、基本法律和市场经济法治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同时还应开展观念转变的教育，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由感性的变为理性的。思想指导行为，理性的思想产生理性的行为，理性的行为与法治的要求相吻合。要实现法治，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对人们进行理性的教育，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系统化，观念综合化，思维逻辑化，同时，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应具有比一般社会成员更高的法律意识，对其任职资格和条件作出更规范、更严格的限制，使公民和公务人员的理性与法律意识巧妙的结合起来，养成良好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和法制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