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法院目前面临的诸多危机中，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直接的表现是，法院的工作报告在人大表决时出现了大量的反对票。间接的表现是，人民对法院“不服”和“不怕”。“不服”表现在上诉率以及申诉率的持续上升。“不怕”表现在生效判决的自动履行率持续下滑，法院的判决主要靠强制来兑现。法院的威信来源于人民对司法的信仰和敬畏，一旦法院产生信仰危机，法院本应具有的吸纳不满、稳定社会、保障经济的功能都会相应地萎缩。法院如果不能“以法服人”，不仅陈怨未了，还会新怨频生。
司法问题的紧迫性在于，随着社会加速转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纠纷日益加剧。近年来，社会纠纷不仅数量直线上升，而且有群体化、激烈化趋向。我国的人均诉讼率尚不及日本（也是低诉讼率的国家）的一半，如果我国的诉讼率达到日本水平，则法院每年审结案件数将达1500万。届时，法院将如何面对？
法院的难言之隐
法院出现诸多问题，法院自身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法院也有难言之隐。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诸多的改革措施，试图提高裁判质量，重树司法权威。许多改革措施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却未能发生预期的效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涉及到党、法关系，政、法关系，乃至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对此，法院力有不逮。从法院角度，至少有以下难言的苦水：
首先，瓶颈无法突破。例如，法院备受埋怨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即地方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在地方党政以及各界的干涉下，地方法院成了地方利益的“守护神”，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守护神”。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法院的命根子——人、财、物——掐在地方手中，面对地方大员，法官如何能不唯唯诺诺？法院如何能不与政府“打成一片”？“正义根植于信赖”，信赖的前提是人民相信法院中立。当人民相信，法院不会“向着政府”，也不会“怕政府”，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政府的纠纷提交法院，从而与政府在法院进行有规则的法律斗争。人民不是傻瓜，一旦法院不能独立审判，让人民感觉“政、法一家亲”，人民就会丢弃法院——找政府去！失去法院的中介，人民与政府直接对抗，纠纷何以不升级？
法院的命根子掌握在地方手中，审判独立纯属天方夜谭。法院若想摆脱被控制的命运，即需进行财政制度、人事制度改革，而对这些，法院无能为力。最高法官的一位法官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坦言：“审判独立问题我们不好提，希望你们学者多呼吁”。高级法官鼓励学者“仗义执言”而自己却“欲语还休”，有“借刀杀人”之嫌，然则，法院确实有难言之隐。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有人治而无法治的传统，人们对于司法的内在规律懵懂无知。法院自己谈独立，就会被扣上“闹待遇、闹独立”的政治帽子。实际上，审判独立是各法治国家的通例，是法院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弊。
法院领导司改的第二个困境是：变法与守法两难选择。司法改革不仅涉及到法院审判方式的改革，还涉及到法院组织制度、诉讼制度、人民调解、仲裁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革故鼎新，涉及到公、检、法的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位，甚至涉及到修宪。没有这些配套修法，审判改革步履惟艰。司法改革如果仅限于改革司法，司法难有根本上的改观。判决不公，人民只会将矛头对着法院，指斥法院改革不力，而不去深究其背后的根源。某种程度上，法院在替别人背“黑锅”。法院如果突破法律的框框，大刀阔斧，快刀乱麻，又会背上违法的“黑锅”，法院处于守法与变法的两难困境之中。确实，法院应当模范地执行法律，成为守法的榜样。法院一旦违法，就会成为“反面典型”，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无视法律的法院将从骨子里击碎人民对于法律的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