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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治移植，与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律移植，是容易混淆的概念。
法律移植，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对存附在特定法律体系内的部分规范，在另外的法律体系中进行嫁接。因此，移植的往往不是独立的制度物种，而是制度物种的分枝。在制度生物学看来，此种活动虽冠以“移植”名称，实为制度物种嫁接。根据制度生物学基本原理，制度嫁接是品系特征的结合；成功的嫁接，需要最低程度的品系排异，物种应具有共生可能；优劣物种之间存在嫁接排异，优质品系适应优质同类嫁接，劣质物种适应与劣质物种进行嫁接组合，因此法律移植成活率与是否符合基本原理要求紧密相关。在没有解决物种品系统一问题的情形下，不赞成广泛的法律移植，具有制度生物学原理支持；但如果在制度物种品系趋同情形下，反对法律移植，就失去了制度生物学原理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尚未研究制度生物学的人，总是将品系排斥的法律移植不能，扩大为法律移植的同系移植不能；甚至推论出本身与法律移植差异巨大的法治移植不能。
在制度生物学看来，法治是一个独立的制度物种。此制度物种，具有明确的基因组合，基因特征具有可描述性。对该物种基因特征的描述，许多法理学家甚至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以不同方式涉及，并且展示了该制度物种，存在一定的物种比较优势。在信息社会了解该物种十分便捷，故在此不再赘述。
法治的移植，比较法律移植，不是制度分枝的嫁接，是物种优化更替，因此不要求与原有物种具备品系适应性。
法治虽然是一个成熟性的制度物种，但在旧物种本土往往仍相对新颖。 虽然旧物种本土新的制度生态设计，对法治物种的作出了选定，解决了制度生物学关注的最大问题，即种的谱系选择呈现明朗化，但移植法治能否成功，确需研究文化适应问题。
此问题很重要，是坚持旧物种形成的板结文化正当性，要求物种选择的反思，还是坚持物种选择的确定性，对板结文化进行改造，是一个问题。在制度生态学看来，固执于板结文化下的物种反思，忽略了物种的比对优势，难以形成制度生态改善，因此缺乏合理性。此种物种怀疑主义思潮，代表了制度生物学分析中常见的低级失误，反映出研究者对于物种比对的基础性工作的不屑。此种物种怀疑论者，并不着力与制度物种生长中的指标把握和比对，因此必然深深地陷入制度物种虚无化的主观臆想，走向选择机会主义的歧途。
这也不难理解，制度物种比对工作，虽然是中立性的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制约，研究的投入成本更大，这是因为制度物种比较需要深入社会实际，实证研究物种的具体表现，对于法律学而言，需要法学家在社会中观察权利的实况，并要求法学家象生物学家一样，用学术显微镜等工具，去探究权利失衡的制度基因导向因素，以及文化板结对权利形成的影响。这种社会资料的客观采集活动，是法律制度比较工作的前提，也是合理研究结论出现的基础。此种通过比较方法积累知识的方式，是通往局部真理的必经之途；任何一个对过往社会和实在法特性有所了解的人，都会体会到此种研究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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