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人管仲（？—前645）早就警告世人：“（人）民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这是说：人们切不要因为物质引诱而搞乱自己感官，想入非非；也不能被官位利禄搞乱自己的思想，争权夺利违法犯罪。可现实社会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不理解或不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这一客观规律，以其物欲、性欲为基础而萌发权欲，它们互相刺激，恶性膨胀，为所欲为，目无法纪和道德禁律，其言行举止必然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相冲突，结果为国家法律所不容，成为历史前进车轮下的齑粉。
　　可悲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身居官位的人权迷心窍，为行一己之私，明置法律于不顾，自恃手中有权，好像法律奈何不了他们，横行无忌，挟私报复，犯下了一个个不可饶恕的罪行，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古代刑侯闻叔向答辩宣子之问“而逃”和现代杨锦生在听判后说：“最多只作开除处理，没想到够刑事责任”以及张永清在铁证前还“矢口抵赖”，真是“两盲”获罪，无独有偶。他们的“盲”，不只“盲”在对法律的无知上，同时还“盲”在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上。在他们眼里好像只要手里有权，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干。岂不知法律的一个固有特征，就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认理不认人。当你违法犯罪时，你手中的“权力”早被法律注销了。“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社会早在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就成为历史的烟云，更何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
　　应该认识到在法治社会里，权力既非神授也不是天赋的，而是人民依法授予的。以权破法是法理不容的。因为权不仅不大于法，而且权力是依法授予的，权受法律制约。犯法失权，概莫能外。法外无权，古今同理。这都是官员挟私报复者所不能理解的。我们称他们为“权盲”，盲就盲在对法律的无知，颠倒了法与权的关系，难免在法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官员挟私报复者悲剧之症结，既在于他私欲作案，又盲权蔑法，遏制这种犯罪的办法，应对症下区，从以下措施入手：
　　首先，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着手，理顺经济关系，实行合理分配，共同富裕，人人安于生活，从经济上消除滋生政治特权的基础。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指出：“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官员挟私报复犯罪，莫不都是由于经济上的优势所取得的政治权力而促成的。要想控制这类犯罪的恶性发展，首要的对策，就是采取经济措施，从滋生这类犯罪的根基上把它堵死。在严惩的同时辅之以重罚，使他们在违法犯罪中不仅逃避不了刑惩，而且也占不到经济便宜，而且使其大亏血本。铲除其产生特权的经济基础，才是遏制这种犯罪的根本措施，使其不敢轻易地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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