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不成文的礼治阶段
原始人在漫长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生产经验，从而不断地推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引起社会大分工，社会分工遂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从而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间、地点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的国家和法律也就应运而生了。对于我国社会的这一巨变。《礼记•礼运篇》有生动的记载：
“今大道既隐（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天下为家（变社会公有制为天子私有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财产私有，劳动归己）；大人（部落联盟的首领）世及以为礼（子继父位，形成制度），城郭沟池（修城挖壕，宗子维城，农居鄙）以为固（确保私有财产），礼义以为纪（制定礼教和法律），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土地私有，划分疆界），以贤勇知（养武人和士人作爪牙），以功为己（谋取个人利益）。故谋用是作（争夺，抢劫，盗窃产生了），而兵由此起（战争和革命不可避免）。”这里不仅讲了社会变化的情况和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法律是在什么样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史书上所载的：“夏传子，家天下”，开始了中国法制史的先河，即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禹刑中的“刑”字不再单指刑罚，而有“法”字之意。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法自此始。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左传》昭公十四年）。这里不仅记录了刑罚“杀”，而且还有罪名：“昏”、“墨”和“贼”。“昏”者昏乱。掩饰罪恶、冒充善良的行为：“墨”者不廉，实指贪污；“贼”者，无变斩击，实为杀人。凡有此行者，应处死刑。但《禹刑》，非文命（禹的名字）亲作，实为夏启即位，有扈不道，誓众曰：不用命，戳于社。后又作《禹刑》。“（《杜氏通典》）可见《禹刑》实为夏朝之法。同大禹作为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酋长没有直接的关系。
据《周礼•天官•小宰》云：“不用法者，国有常刑”。这些规定则在其“礼”中。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说明夏商两朝也是以礼为治的。
商朝也以励行德教为主，以刑为辅。但荀况所讲：“刑名从商”，已说明殷商统治者对
刑法的重视了。据《史记•殷本记》：“纣乃重刑避，有炮烙之法”，终于走向其反面。西伯文王姬昌废除炮烙之刑，献锥西之地方千里，仲尼称赞说：“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以德感人，以礼为让，打下了得天下的基础。
周朝的建国肇始于武王姬发，但其王业，乃脱胎于后稷公刘之植德，成于文王姬昌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功绩。《周礼》、《仪礼》和《吕刑》乃西周主要之典籍；《礼记》四十九篇也多为西周的制度。就是周穆王时制定的《吕刑》，也多是些贯彻礼制刑讼制度。所以，我们说西周王朝的治国之本，主要是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阐发的礼治。他们以礼为体，以刑为用，实际形成，长达一千六七百年法不成文的礼治时代。《周礼•秋官司寇》正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礼治特点。这就是“寓刑于礼，不设刑避”，法不公开，实行如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