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罚金刑在对“人”和“罪”的适用范围上的扩大相对应，罚金数额也在增大。商品经济社会里，随着整个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个人所有财产逐渐增多，因此，罚金的数额也随着人们经济承受能力的增大而逐渐增大。如英国法院判罚金的最高限额已由1952年规定的四百英镑提高到一千英镑，美国法律规定对犯重罪者可判罚十万美元，犯轻罪者可罚一万美元，而对经济组织可判高达50万美元的罚金。
还有一点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流通领域里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只有“货币”，因而，罚金的内容由过去的罚物品、罚物品和罚货币并用，发展到现在只罚“金钱”——名符其实的罚“金”。
3、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提高。
我国清代以前，财产刑是作为“五刑”之外的非正刑而居于刑罚体系之外的，其他地位和作用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其适用也十分有限。至清末到民国，罚金刑始被列为主刑。现代各国大都是把罚金规定为主刑或基本刑，如朝鲜、日本、西德、澳大利亚、英车、美国等国。英美法律规定，罚金可作为一种独立刑，也可作为一种附加刑。苏俄刑法典规定，“罚金”和“责令赔偿损害”也可作主刑适用。这些情况表明，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已完成了由从刑到主刑、由附加刑到独立刑、由偶尔用之的辅助刑到普遍适用的基本刑的历史性转变。因此，它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作用日益增强。这种显著的变化是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相联系的。
4、财产刑刑罚效果的合理性、公平性逐趋增大
历史上，无论是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终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据着优势，商品经济极为微弱，少数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几乎占有了社会全部财富，即使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少数资本家掌握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由于各阶级、阶层经济的不同，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同样的财产刑对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实际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为同样数额的金钱对不同的人的价值是不同的，富者腰缠万贯，可一掷千金，而穷者一无所有，甚至难以维生。因此，同样的财产刑对富人是九牛一毛，是轻刑；而对于穷人来说则不胜负担，是重刑，甚至将断其生计、倾家荡产，因而也可以说“酷”刑。财产刑的不公平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和私有制社会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一咱必然现象。商品经济愈来愈发达，社会财富愈来愈丰富，尤其是中产阶级人数的大量增长和公有制的建立，使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因而财产刑的适用也渐趋公平，一视同仁。此外，现代各国刑法，为避免财产刑不公平、不合理的弊端，普遍规定了犯人的“经济状况”是确定财产刑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裁量因素。如英国法律规定，在宣告罚金之前，法官们要听取关于犯罪人的职业，家庭状况、以及诸如房租、伙食之类的每周支出的陈述。巴西
刑法第
34条规定“法官在确定罚金时，应首先考虑犯人的经济情况”。瑞典
刑法第
48条规定，“法官决定罚金数额时，应斟酌行为人之情状，使受罚之损失与罚责相等。所谓行为人之情状包括其收入、资产、家庭状况、义务、职业及收益，年龄及健康状况。”这些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罚金刑的弊端，使罚金刑的适用趋于合理。所以，从整体上看，在商品经济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情况下，财产刑的适用效果是逐渐趋向公平、合理的，这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