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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律的权利”应当是一项基本人权。它的强化形式是：法律已经规定了违反法律的责任，如果一个人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他就有违反法律的权利，只要这种权利的行使是非暴力的（因为暴力已被法律垄断）。它的弱化形式是：一个人已经或正在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法律就无权再给他施加其他责任，不管这种责任是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显然，“civil disobedience”是它的强化形式，而现代对基本人权的强调倾向于它的弱化形式，且忽略了强弱形式的派生关系。
应该说明的是，这项基本人权是法律上的，系由法律自身的逻辑所致。它可能会与道德发生关系，但未必尽然，事实上，它要摆脱的是权力或知识或其他任何东西包括法律对道德的垄断。——这其实也是斯多葛派在历史中所做的。一般认为，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但无论是人权，还是通常的“civil disobedience”，在西域和中土的命运极不相同，说起来就跟其中的“道德”性质有关。在中土，道德，至少在话语上，是被垄断了的（且不论道德与权力的合谋）；而在西域，则不是这样，“civil”一词本身就可说明这一点。
道德人权在我们这儿柔弱无力是显而易见的，一项法律上的人权——“违反法律的权利”——应该有他不同的命运。
——这其实是检验我们的法律，包括我们自己，的一块试金石。
三、必要的补充说明
苏格拉底已进入我们的平常人家，梭罗还在门外徘徊。在人类历史中，越是远古的越容易为全人类分享（想一想，现在人们都已承认猴子是我们的祖先），越是近代的，则越容易异国情调化。苏格拉底天然地享有古代的优越，但成为一则寓言：在我们这儿，他好像更多地在耍“猴把戏”！而梭罗，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法学中，都还处在一种异国情调中，仅是异国情调的调子有所不同罢——文学上异国情调的魅力辅佐着法学中异国情调的淡漠。
——这是不是与我们的“本土化”或“本土资源”有关系？至少，对于苏格拉底的“猴把戏”，我们是好围观的；而对于梭罗，“civil disobedience”其实是市民社会中的话语，国人尚无此权利。
将梭罗与苏格拉底作比较研究是值得的。情况或许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梭罗，我们就无从很好地理解苏格拉底。本短文的“违反法律的权利”，如果幸运的话，仅是引子。而较之“civil disobedience”在概念上仅局限于市民社会，“违反法律的权利”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甘地领导的运动可作为一个例证。
“违反法律的权利”不以道德为依凭，是从法律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历史中，由道德与权力的合谋以法律的名义所造成的灾难不少见（比如纳粹），系因法律缺乏“违反法律的权利”——法律还不是它自身，得听从道德或权力或其他或兼而有之的他物的支配。——这也是分析法学兴起自然法学衰落的原因。
我不敢肯定从“违反法律的权利”的角度出发，将从苏格拉底到梭罗作为一脉相承的传统来研究法律，会有利于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统一，但沿此方向出发是值得尝试的。比如，我们可以说，与“违反法律的权利”相对的是“遵守恶法的权利”和“利用法律的权利”（例如王海现象）；“遵守恶法的权利”一直是分析法学和自然法学争执的焦点，我以为对“违反法律的权利”的梳理是解决这种争执所不能回避的。（在此是“遵守恶法的权利”而非“执行恶法的权利”。但遵守与执行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如果德国人民按希特勒的指示，对犹太人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运动，考虑到暴力为法律垄断，那么这里到底是遵守还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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