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有一桩“悬案”似从未进入我们法学的视野。两个伟大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梭罗，以倡导对不公正的法律之不服从著称；另一个是苏格拉底，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即便是不公正的法律，也应当服从。两个人物虽然在历史中相距甚远，但对历史的影响几乎同样深远。这两个人物真是如此对立吗？
苏格拉底不是法学家，但他的观点尤其是他的死经常流露在法学学者的笔下（虽然仅是在打擦边球）。——也许是他符合我们倡导守法的需要罢。梭罗的命运不同，他几乎与法学学者不沾边。将这两个人物作法学上的比较研究，也许我孤陋寡闻，我还未有所闻。这是十分遗憾的事。记忆中倒是有一篇龙应台女士的短文比较过这两人，但因太文学化而不具有理论价值。
苏格拉底的死意味深长。在《申辩篇》中，他的神告诉他法庭的死亡判决是不公正的，但同时也告诉他应坦然地接受死亡。因此他成了守法的榜样。在此，苏格拉底更像在行使他的“违反法律的权利”：在自觉地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死亡的前提下，他有权利违反法律——追求知识，——这就是他的神告诉他的。
梭罗呢？其实梭罗有与苏格拉底相似的行为。梭罗因拒交人头税而被逮捕入狱，至少他是反对他的舅妈替他代交的——看来他不打算出狱。显然，梭罗在此自愿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入狱，从而维护了他违反法律的权利。说起来也是在行使“违反法律的权利”。
如果不这样理解，我们就很难理解梭罗的“civil disobedience”是如何影响甘地，进而回到本土，影响马丁•路德•金的（Walter Harding，“Thoreau’s reputation”）。后两者都提倡“非暴力”、“不合作”。在法律的暴力的面前，“非暴力”实意味着自愿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而“不合作”是在追求违反法律的权利。
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倡导的运动反过来看梭罗的“civil disobedience”，其涵义与“违反法律的权利”应大致是相同的。如果非要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诠释，两者对个人的强调，对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重视，而不管个人的道德如何——这不就是道德的第一要义吗？
苏格拉底与梭罗，看似相反，两者其实都是在追求“违反法律的权利”。或许可以说，苏格拉底的死预示了梭罗的到来，正如苏格拉底的个人生活预示了斯多葛（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63年版，P128），而梭罗也十足地是一个斯多葛（虽然因爱默生在这方面有些过分的颂扬而受到一定的怀疑）。如果这里面没有一种文化的承传，而只是十足的对立，我们就很难理解两人在历史中如此深远、方向又是如此一致的影响。
——不是吗？斯多葛对西方自然法的影响是人尽皆知的，而“瓦尔登”一直沐浴在斯多葛的光泽中。（在自然法面临困境的今天，我以为，反过来，从斯多葛和“civil disobedience”的角度，或从我所说的“违反法律的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中的自然法，不失为一条进路。另外，主张人人都成为斯多葛是极不现实的，也未必具备正当性，但法律必须得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斯多葛”来对待，——这一点，“违反法律的权利”比“斯多葛”本身，应能更好地揭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