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理政之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迪《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譬如此rights字，西文亦有直义，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之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 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之与生俱来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何则，生人之初，固有直而无权无利固也，但其义湮晦日久，今吾兼欲表而用之，自然如久庋之器，在在捍格。顾其理既实，则以术用之，使人意与之日习，顾吾辈责也。……”[28]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严复舍权利而取民直来翻译right是有着深刻的考虑的。 他考虑到了right一词除了“利益”之外的更深层的含义。对此，我将在后文作详细阐述。但是，为何后来又舍民直而取权利，严复则未加以说明。刘广京先生认为“概后者涵盖财产及利益上的权利，利字似非用不可”。[29]　
　　三、严复同时期人对权利的理解
　　迨至19世纪初期，随着西学东渐从器物到制度、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的加深，随着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权利”一词越来越广泛的出现在人们的言论之中[30]。与此相关，也出现了专门论述“权利”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已经不再是翻译了，但是，考察一下他们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前面提出的问题当不无裨益。
　　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书是在近代史给人们观念带来巨大影响的一本书，胡适、毛泽东等人均自称从中受惠颇多。[31]在撰写这一系列文章之前，义和团运动暴露出了国民的无知和愚昧，而八国联军则使知识分子们看到了西欧列强的野心，同时也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除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运动，立宪派领导的立宪运动，试图从政治上挽救中国外，知识分子也试图从思想上唤醒国民，提出“新民”之说。[32]而梁启超更是其中的主将。在《新民说》序论中，梁启超指出国与国强弱之源在于国民，因此，“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33]因此，梁启超发表《新民说》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介绍现代国民所应具有的条件，从而启蒙中国民众，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而在他们眼中，这些条件无疑是以西方国家为标准的，因此，“权利观念”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34]因此，在《新民说》一书中，梁启超专章论述了这一问题，即《论权利思想》一文。
　　《论权利思想》一文，系梁启超仿德国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一文而作[35]。该文首先论述了权利对人之重要性，“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重要也”[36]。梁启超将权利思想看作是人格强弱的标志，“权利思想之强弱，实在其人品格之所关”[37]，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计算。然后，通过列举英国国民和奥国国民面对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不同反映[38]，说明权利思想实为国家强弱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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