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考证，“权利”二字具有现代所理解的意义始于丁韪良翻译美国法学家惠顿的《万国公法》。[8]在译文中，多处出现“权利”一词，如“盖诸国与庶人迥异，故其名分权利亦有不同”等等。对此，丁韪良在后来的《公法遍览》中作出如下解释：“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子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矣。”[9]需要说明的是，在《万国公法》及同期的译著之中，right多译为“权”，有时则译为“权利”，同时，“权利”两字也不仅仅指代right，有时也是authority、sovereignty、power、privileges等翻译。[10]
　　权利一词的使用，改变了权利两字的内涵，使其具有了崭新的内容。同时，这些新的名词，随着公法汉译本的输出日本，对日本创制近代法律词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1]
　　然而，权利一词虽然得到使用，但是并未得到人们的认可。关于此一点，彼时及其后一些学者的著作可以为证。除王韬外[12]，其他一些著名的人士——如郑观应、何启、胡礼垣、谭嗣同以及当时其他的一些翻译家如傅兰雅、毕利干[13]等，当指代同一事物时，使用的是“权”以及“自主之权”“民权”等字[14]。
　　二 严复对right一词的翻译和理解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一生宦海沉浮，政治上建树殊少，但是，作为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严复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的经典，令当时的思想界耳目一新，影响深远。因而毛泽东将其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其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15]的代表人物。其他如康有为[16]、梁启超[17]、鲁迅等均对严复有着很高的评价。
　　然而，对于严复的翻译，始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声音。赞成者虽不乏其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等[18]。批评者也屡见不鲜，有人怪其文风古雅，令一般人难以理解——即其译文难以“达”，如吴汝纶[19]、梁启超[20]等人；有人怪其曲解译文，将一己之见带入译文之中——即其译文难称“信”，如傅斯年[21]、李泽厚[22]及美国汉学家史华慈[23]等。
　　无论人们对严复的翻译怎样众说纷纭，但是，言及翻译，严复无疑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是严复翻译的书范围广泛，涉及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名学（逻辑）[24]，其广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目前可以这么说）。在这些著作中，right一词比比皆是，因此，谈及权利，我们无法绕过严复对这一个词的理解和翻译。
　　严复在1895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已经用“权利”一词[25]，而且据有关人士考证，严复用此词未必乃出于日本译词之影响[26]。但是，在随后翻译《群己权界论》一书中，严复却将right（s）翻译为“民直”或者“权利”，而将interest翻译为“权利”。在随后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一书中，严复将right译为“民直”。但是，在1904年出版的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一书中，复又使用“权利”一词来翻译right。[27]　 对于为何不用“权利”而改用“民直”，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作出了说明：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