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司法改革思想述评-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范仲淹被认为学明经术，有文武全才。他具有长期主持地方行政和在中央出将入相的经历。生平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期。（3）执政期间，对外抵御侵侮，加强边防，对内提出关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大建议，重点在于裁削幸滥，考覆官吏，（4）企图通过对官僚制度的改革，限制官僚特权，裁汰冗员，改进选官方法和监察途径，借以提高官吏素质，加强统治效率，以拯救政治危机。同时在法律上，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导，针对当时积弊，力主进行司法改革，从健全和加强法制入手，重新建立强有力的封建统治。有关这一方面的具体的主张，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重命令，去苟酷，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
　　范仲淹认为，往古圣人治理国家，无不在于善“通其变”；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认为，宋朝建国以来，历代政制相沿，行之已久。这些政制不但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而且还出现了深重的弊病：“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已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候。而“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就法制方面而言，要做到“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关键之一，乃在于严肃慎重地制定法律，并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5）
　　他指出，“法度所以示信”（6）。以前的明智的君主，从来都是“重其法令，使无敢动摇”，以期国家政令顺利地推行于天下的。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没有作到这样。特别是一则法令繁冗无要，一则法令轻易厘改，以致出现了各种弊端：“每降宣饬条贯，烦而无信，轻而勿禀，上失其威，下受其弊。”（7）所谓“烦而无信”，是指颁行法律往往失之轻率，等到发现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不得不即时更改，因而即使法律烦杂，又使法律失去了信用。所谓“轻而勿禀”，是指执行法律时，对于本来是故意违反法律的情节，竟把它当作过失来处理，完全违背了立法的原意，造成对法律的破坏。他认为，这些现象是不符合“先王”们强调必须慎重颁布法律法令，并且要求在颁布之后切实贯彻执行的精神的。（8）因此他坚决主张：往后立法，必须由中书枢密院严格审查；凡属刑名方面的法律法令，一律要经由审刑大理寺他细审议，删去繁冗；必属符合实际、可以经久适用者，方予颁行；颁行之后，务必切实贯彻。如有玩忽违反者，必须“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9）这些思想，反映了范仲淹对于当时法制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端的深切关注。“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他是把消除这些弊端作为变法革新的主要任务之一来对待的。
　　为了重命令，不但要求做到上述各点，而且要求做到消除苛酷，以德服人。这是范仲淹在强调重命令的时候，寄以特别注意的一点。他指出：“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尧舜以德，则人爱君如父母；秦以力，则人视君如仇雠。是故御天下者，德可凭而力不可恃也”。（10）因此，他在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的《奏上时务书》中，向仁宗皇帝母子恳切进言，请求他们“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于刑典，厚于恻隐：在物祝纲，于民泣辜；常戒百官，勿为苛酷”，藉此向天下人昭示“慈爱”，以收拾人心。关于这一点，他还从另一方面，在此后《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议中列为十大建议之一，即所谓要求朝廷“覃恩信”。他在其中指出，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祭祀，祭罢上帝、宗庙之后，总要大赦天下，并且要求该项赦书日行五百里，以期“王泽及物之速”。但不幸现在每遇大赦，虽然博得天下的“欢呼”，而一两个月之后，“钱谷司存督责如旧：桎梏老幼，籍没家产。至于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淹之事，未尝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尽成空言”。（11）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具体建议说：“臣请特降诏书：今后赦书内宣布恩泽，有所施行，而三司转运司、州、县不切遵禀者，并从违制，徒二年；断情重者，当行刺配。应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负，不问有无侵欺盗用，并与除放，违者仰御史台提点刑狱司常切觉察纠劾，无令壅遏”。（12）可见，他所主张的去苛酷，和了所强调的重命令，是相辅而行的；并且也不只是说一说就算了，而是决心要当真实行的。他的这些主张或建议，虽然大多属于司法事务，但明确地反映了他力图在法律上改革积弊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