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体制决策的最优化，因为推行决策的手段不是最优的。
　　将改革决策仅表现为政策来推行。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有许多不足，这也是由政策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1、缺乏普遍性和强制性。政策是党的主张，而不是强制性的、人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不能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施行，也不能由司法机关直接适用。2、缺乏严谨性和系统性。政策是以号召、纲领、口号的形式出现，政策中包含的权利与义务既不明确也不具体，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执行中常常发生违背、扭曲、篡改等现象。3、缺乏稳定性。当形势和条件发生变化，新的政治需要产生后，政筑就随之变化。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推进改革方而，对法制的需求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以全面的法律调整取代旧的调整模式。
　　（二）改变决策法律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古今中外一切富有成效的改革，莫不是从变法入手。如我国春秋时管仲的变法改革，战国时商鞅的变法改革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变法改革等。法律作为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模式，具有可以反复适用的一般抽象性和普遍的约束力，对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调整和保障职能。改革作为一种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决不能离开法律的调整。具体来说，将改革决策上升为法律，其必要性还表现在：
　　1、是使改革措施符合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重要保证。要使改革的方案和计划得到人民的认同，使改革的措施稳妥可行，使之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就必需按照法律程序使之上升为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充分调动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2、对于树立改革的严肃性、权威性，提高改革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改革是关系整个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大事，应该成为一种有秩序有计划的活动。要使这种活动只有较高的权威和效益，必须将在科学基础上制定的改革方案及推行手段上升为法律，使之得到一体遵行的效力。
　　3、对于逐步树立法律的至高权威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改革决策不表现为法律，只靠政策和个人的权威来推行，只表现为原则性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当它们与旧法律相矛盾的时候，任意突破旧法的规定，就有可能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以致最后断送改革。如果在将改革决策表现为超前性立法的同时，对与新法律相矛盾的旧法加以修改和废止。这样，就能大大地提高法律的权威，使国家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　　
　　总之，实现改革决策法律化之目的，是使其能够得以彻底、坚决地推行，使新体制尽快地建立起来，缩短新旧体制并存的期间，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的混乱。当然，我们强调法律在推进改革中的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策的重要功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政策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法律的原则或精神，政策仍然起着宏观指导以及对具体法律辅之以灵活指导的作用。同时，在改革的进程中，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总有一个探索试验阶段，有一个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程，其中政策的作用是极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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