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认识上的误区。在WTO多边贸易体制里，我们通常说最惠国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或者不歧视原则，指的它们是项普遍要遵守的法律义务，而并不是我国人们常常理解的，可到处引申套用的抽象原理。在WTO法制里，最惠国与国民待遇都是具体规则，它们的受惠对象是固定的，例如在货物贸易里是“产品”(products)，服务贸易里是“服务和提供服务的人”，知识产权方面是“国民”。一说“最惠国”就常识地反应为受惠的一定是“国家”，这就是一种法律错觉。同样的，它们的适用范围都是经过严格界定而十分具体的。以货物贸易的最惠国待遇来说，GATTl994第1条第1款条文一开始表述的适用范围可分解为如下四项：
　　1、关税及其他税费的征收，凡属因进出口、与进出口有关，或者为进出口货物国际支付转移者；
　　2、征收上述税费的方法；
　　3、与进出口有关的规则与手续；
　　4、GATT第3条第2、4款规定的国民待遇。
　　在上述第1条第1款的上述适用范围以外，要想适用最惠国，则必须在有关条款再作具体规定。我们查一查，还有第2条；第5条过境自由，在第5款中规定了“过境有关的所有费用、管理与手续方面”的最惠国待遇；第9条，原产地标记，第1款规定“在[原产地)标记规格上”的最惠国待遇；第13条“数量限制的不歧视管理”。这足以说明，GATT的最惠国原则还没有覆盖货物贸易的方方面面。同样，GATTl994第3条规定的国民待遇，尤其它的第2、4两款，也还没有全面覆盖外国货在进口国内待遇的一切方面。我们知道在多个涉及环保与WTO体制相冲突的案件中，如1991年的金枪鱼案件等都把第3条第4款解释为：国民待遇只适用于“产品本身”，而不适用于“产品加工和生产的方法”(PPM)。
　　《中国入世协定书》第3条“不歧视”，对上述解说作了一个最新的注脚。该条规定：”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者外，在下列方面给与外国个人与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在优惠上不得低于给与其他个人与企业的待遇……”稍加细心就可看出，这里的受惠对象不再是“产品”或“服务”，而变成了“外国个人”、“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而受惠范围有些已超出WTO规则中已有的限度。例如，在国民待遇方面已超出了GATTl994第3条第4款中只限产品本身而不包括产品生产过程或方式(PPM)这个非常敏感的界限，而规定为“他们的货物为本国市场或为出口而生产、营销或销货方面所依靠的条件”。同时也将不歧视延伸到与GATTl994第17条的“国家企业”(state enterprises)所提供的货物与服务在价格和可得到性方面。凡此等等均表明：不歧视仍未覆盖到WTO体制的方方面面。因而为内地香港双边性紧密经贸关系留下作特惠安排的空间和机会，从而为见缝插针地“先易后难，达成一项，执行一项”开辟了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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