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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通过“撇帐“的方式处理不良贷款的问题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丑媳终归要见公婆”，能否有效地回收和变现不良贷款，将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不管上市与否都必须直面的问题。而且，对于上市的银行来说，公众股东这一关可能更不好过。
不过，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法治环境下，处理不良贷款也决非是银行一家可以说了算的事。就在中银香港为了上市而想方设法处理不良贷款的同时，千里之外的湖北襄樊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场处理不良债务的“破产风暴”。在地方政府抓住国家对地方的破产工作还未作硬性规定前的机遇“加大破产力度”的政策导向推动下，相当数量的企业集中破产，涉及到湖北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高达数十亿。结果地方政府及其下属的破产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利益关系出现了尖锐对立：债权银行对破产方案提出异议甚至认为其是“恶意逃废债务”；而政府和破产企业却认为破产不过是将隐性不良债务显性化，但银行不愿也不敢直面现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多元化利益格局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利用现行游戏规则为自身利益最大限度地进行博弈，而且是中国改革千丝万缕的盘丝局面。象这里银行改制就和企业破产缠在了一起，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整个社会的最主要借款人和最大的金融债权持有人；而出于种种原因经营状况一直难有根本改观的国有企业是最大的借款人和金融债务所有人。一方面，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不断加强，对那些已经无能力及时清偿债务的经济主体进行破产处理、将其经济要素重新释放出来投入经济流转过程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强烈。近年来，国有破产的数目和规模一直保持相当快的增长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年均发生破产案件的数目在1989年到1993年间为年均277起，到了94－95年间上升到2100起，96－97年更增加到5640起。象襄樊这样的地方性“破产风暴“，恐怕只会将最近几年的数据推向新高。而在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也面对越来越大的市场化压力，需要彻底改制以求出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利益诉求恐怕很难找到一个交集，而在新的秩序建立之前双方都将经历一段可能不无彷徨困惑的重新定位过程。
张五常先生常讲的一个故事是他陪弗里得曼见当时四川省长，省长先生以“许多老鼠的尾巴都缠在一起时该怎么办”的问题难到了诺贝尔奖得主，但五常先生认为答案是将所有的尾巴一起斩断。理论上学者固然可以“慧剑斩鼠尾“，不过在多元利益格局已然形成的现实中，政府最为需要的恐怕不是这种学者式的挥洒自如，因为江湖纷争、谁也没有倚天屠龙在手，就算心中不情愿，最终恐怕还是要鼓足勇气和耐心去经历地将尾巴们一条条地解开的现实过程。
2002年7月25日晚于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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