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类要吃饭，小鸟要歌唱———评汪劲博士的《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
徐爱国
【全文】
如今的法律书籍，能够让人不感到乏味的书实在太少，而让人读完之后可以进一步遐想的法律书更少。如果说这种书有的话，那么汪劲博士的这本《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算是一本。这里没有必要探讨这归功于他对于环境法研究的新思路，还是归功于环境学界那种少有浪漫情怀，因为我在这里不是为了为汪博士而喝彩。我在这里是为了批评，一种学术的批评，因为唯有真诚的批评才有利于法学研究的发展，才有利于法学的真正繁荣。
一、 环境法的传统究竟在哪里？
《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是一本关于环境法的书。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是，他的工作是为了一种变革，变革那种环境法研究中的“简单”和“无限循环论证” ，揭示出环境法传统方法的不足，而提倡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 。但是，环境法的传统到底在哪里？汪博士并没有交代清楚。虽然从他著作的篇目上看，他区分了环境立法目的的演变、保护环境传统的方法和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三个方面，但是，他的思路徘徊于环境立法和环境理念的交叉换位之中，他的观点淹没在庞杂的资料里，我们看不出他对于传统环境法的明晰思路，也看不出他对于环境法传统准确和精致的界定。
环境法的历史追溯到什么时代，是“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之殷商 ，是1306年爱德华一世禁止使用露天燃煤炉具的条例 ？还是起源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条款 ，还是起源于19世纪的Rylands v.Fletcher案 ？还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环境立法 ？当然，我们可以说，环境法有它自身的历史，只要是关于环境的法律，我们都可以罗列到环境法史。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的探讨，仅仅有这种大致和大概的描述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在细致的分析基础上进行性质的界定，以使我们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这种细致的分析，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科学的认识。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似乎有着不同的说法。汪博士的说法是一种对于“街道环境卫生”的重视，在注释中说另外的说法是古代的禁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从历史资料上看，这种殷商之法是否真的曾经出现过；其次，如果这种立法存在过，那么这种法律是不是一种环境法。孔子深信“刑弃灰于街者”之法的，按照他的解释，殷商这种严厉的法律是为了以刑去刑。以如此严酷的刑罚处罚弃灰者，是为了威慑那些敢于冒犯法律者，以使人们不违法。 而清末的沈家本却不相信这种法律的存在。他认为，刑弃灰于街者，此刑过于严酷，不可信。 因为也没有足够的历史照料来证明，这个法律一直是一个迷。而环境法的学者们特别喜欢这个条款，似乎通过这个条款，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环境法，比西方人早了多少千年。更重要的是，即使对于随意向街道到灰，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环境法。也就是说，“街道环境”可不可以成为“环境法”中的那个环境？如果是，那么我们可以说，环境法的领域将是无穷无尽无所不包。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因为如此的话，环境法是不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或者法学学科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很难说工业革命之前的法律活动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法，因为这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有环境的概念的。诚如汪博士所引用叶瑟的话讲，从汉穆拉比法典到普鲁士帝国刑法都是以保护人类为目的的。 道理很简单，试想，人类整个都处在战争和饥饿之中，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谁还有闲情逸志来考虑环境的幽雅和后世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环境和环境法实际上是相当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有了幸福生活之后一种感叹的业余副产品。人类社会不到这个时代，是不可能有环境和环境法的概念的。汪博士把人类环境法律追述到西汉的《淮南子》，到《秦简》，到西周的《伐崇令》，追到14世纪英国爱德华时代，到古罗马的《
土地改革法》，甚至到古希腊的农业生产技术。这种做法似乎把环境法的历史拔得太远太长，使环境法包含了一些不应该属于它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