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序角度看“长江读书奖”的缺陷

贺卫方

【全文】
　　　
　　
　　从程序的角度看，本次“长江读书奖”之评选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发起和组织其事的机构成员的作品最后得了奖。而且，由于对章程的有关条款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获奖著作的类型也引发了争议，无法令人对最后的结果心悦诚服，不能避免人们瓜田李下的猜想。这样的猜想的确不大好，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能会让一些涉“案”人士有一种受伤害感，不过，从来制度设计的基础都是将所有的人假定为利己主义者。甚至，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语境下，这里的假定本身就是一种假定：人们之所以要设立“长江读书奖”，之所以要颁发高额奖金，除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说辞外，不也是认为即使是高尚如学者也十分看重——而且也应当看重——名和利么？如果大家都视功名如浮云、贱货利如粪土，那么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设立这奖那奖的。
　　
　　正如包括黄平先生在内的许多论者所谈及的那样，这次评奖中的回避制度规定得并不完善（黄平：“应该说《章程》没有完善的回避原则，它没有规定《读书》杂志的成员不能参评，我认为这可能是出于尽可能让参加者的范围广一些。”《中国青年报》7月7日），是其中最大弊端。西洋法谚有云：“任何人均不可为自己事务的法官”（Nemo debet esse judex in propria causa）。一个人，既主持利益分配，又参与利益分配，即使主观上千方百计地想做到公平，也很难让其他参与者或旁观者心服口服。其实，《读书》编辑部成员不参评，实际上只涉及两三个学者而已，所谓“尽可能让参加者的范围广一些”的说法多少有些牵强。况且，作为《读书》的两位执行主编，黄平出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整个评审工作的召集人，而另一位执行主编汪晖的著作又最终得奖，这样的安排与结果，任你怎么辩白，也难免招致天下物议的。回避制度的缺陷导致双向的伤害：未获奖者固然指责其不公平，获奖者也会由于“朝中有人”的嫌疑而不自在，荣誉打了折扣，甚至自己内心也会看轻奖项的价值。因此，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有必要修改《章程》，明确规定《读书》编辑部的成员（包括兼职执行主编），其作品一律不参加“长江读书奖”的评选。
　　
　　除了《读书》人员的回避外，人们在讨论本事件时所提出的其他程序缺陷也应当加以弥补，其中包括对奖项种类及何谓著作的解释，学术委员会选任及评议程序的改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式的两委设置的避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