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我们把官员们置于何等境地了呢？各种监督机关的装聋作哑实际上是把官员们往火坑里推呵。在民主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如今仆人偷窃、挥霍主人财产，主人不仅不加以诫责和惩罚，反而不闻不问，甚至勉励有加，这不是爱他们，分明是害他们。说实在话，人性都有其弱点，对权力、财富以及美色的向往是人类的通病，抑制（并非医治，因为这是无法根除的疾病）这种通病的办法不外乎两方面，即内在的对荣誉的追求和外在的对惩罚的恐惧。如今，我们的荣誉机制并没有很好地确立，而监督和惩罚机制又是如此疏于职守，欲使官员们清正廉洁，岂非强人所难？说得难听点，这简直像是引诱犯罪的机制。
我常想，那些因为腐败和犯罪行为败露而身败名裂的官员们的心境如何。他们会心境坦然？“老子这一辈子也辉煌一时，什么都享受过，死而无憾了。”他们也可能愤愤不平：“比我更腐败的家伙还在外边逍遥呢，罢了，罢了，算我倒霉。”不过，追悔莫及者恐怕也是有的，他们想的可能是：“假如当年我第一次利用职权，将国家的房子无偿送人的时候，报纸就把我揭露出来，或者，检察院马上就设立特别检察官对我进行调查，我何至于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大不了三两年徒刑而已。唉，到如今，自己身首异处事小，连累儿女后人都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呀！”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无论那些已经受到追究的人们怎么想，为了今天仍在位以及未来的官员着想，我们真是应当善待官员，对他们建立严格而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再也不要把他们置于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危险境地了。
原载《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19日。
附争鸣文章：一位读者：还要怎样善待？
贺先生：
……
读了大作“善待官员”，我有些不同意见，忍不住想跟您讨论一番。
您在文中认为官员不由自主地走向腐败，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官员的要求以及给官员设置的制度环境太过苛刻或险恶”。我不懂您在这里为什么会用“苛刻”和“险恶”这两个词，是政治斗争“险恶”吧？至于“苛刻”，如将之用于制度设计，我以为应当用其反义词才对，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官是最好当的，最轻松的了。
您提到人大、检察院以及舆论的监督。首先，现在人大对于政府部门的监督虽然可以说是于
宪法有据，然而，假如涉及到的官员属于党的系统，例如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捕于北京市市委书记任上），请问，我国现行法律中哪一条规定了人大监督党委系统的权力保障与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您所要求于人大的是否是勉为其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