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文革结束以后，审判公开的原则一直得到我国的
宪法以及刑事、民事以及
行政诉讼法的确认。例如，1982年颁布的现行
宪法第
125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例外情况指哪些情况终于有诉讼法作具体规定，指的是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未成年人案件。1981年底到次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审判期间，中央电视台曾向全国播出经过剪辑的审判录相，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司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
然而，从那以后，在不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时代如何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我们的各级法院却愈来愈少去关注。在实践中，种种有碍于而不是有利于司法公开的做法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最高法院还要如此郑重其事地要求各级法院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正是因为现状不尽如人意——如果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严格地奉行了这一原则，这个要求不就是多余的么？
暗箱里的操作
我们可以不讳言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20年来我们的法院并没有执行公开审判的规定。这不仅仅表现在法院一直是戒备森严、“闲人”免进的衙门，而且法院还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强化了司法决策的封闭特征。举其要者，例如案件卷宗的所谓“正卷”、“副卷”两套卷宗的做法，当事人及其律师以及检察官所能够查阅的只是正卷，而副卷却由法院内部控制，外人无权查阅。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因素——合议庭成员以及审判委员会中的不同意见、上级法院以及某些有权者的就案件处理结果所作的“指示”等等——恰恰只有副卷之中方有记录。于是副卷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暗箱。
封闭措施又体现为将庭审过程与实际的决策过程相分离。不少案件的决策权并非由主持庭审的法官把握，而是操纵在法庭中的人们所看不见的某些人——如审判委员会委员们——手中；庭审过程成了走过场，如同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所描述的那样，“判者不审，审者不判”。如果说，庭审过程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场还能够起到某种监督作用的话，审判委员会的讨论与决策又有谁人监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