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ii] 在《送法下乡》的“导论”中，作者已将这些内容交待得较为细致。见《送法下乡》第1-24页。但是，作为“他者”的阅读者，自然可以提出新的理解和意见。
[iii] 在《人民司法》这样一类法学刊物中，甚至在正式法学核心刊物中，我们当然可以发现相关的众多讨论。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相关的讨论，比如，贺卫方的《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新近出版的强世功（编）的《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等等。
[iv] 比如认为一些法学理论，包括本文涉及的法治知识理论，是无可置疑的，是人类社会必须或者必将接受的。
[v] 关于这个现象以及进一步问题的有益分析，可以参见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vi] 其实可能没有这种关联。我们完全可以发现，许多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的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可以而且的确战胜了拥有这种法治的国家或民族。
[vii] 关于我对《送法下乡》作者的“具体需要地方性”观念的分析，参见刘星：“解读本土法律文化的一种独特方式”，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2月号。
[viii]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阅读《送法下乡》，页182以下。在这些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基层法院是如何重视口粮、棺材、荤油、素油、蔬菜、黄豆、绿豆、斤两……这些民众细故需求的，以及基层法院为什么这样重视。
[ix] 比如注重结果的公正，就是已有的一些法学知识所叙述过的。在西方的一些法学著作中，我们当然可以读到这样的知识。
[x] 参见卡尔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2、308、316-318页。
[xi] 这意味着对《送法下乡》进行批评，无法是具体例举式的，而只能是另外学理路径的。《送法下乡》具有极强的反省能力。在最后一编中，《送法下乡》反省了自己学术研究中的权力问题。这是对“内在式”的实证方法的极好反思。
[xii] 这里并非认为媒体所展示的经验世界是不可信的，而是意在强调，媒介的运作人物以及视界所具有的“城市性”，时常使城市中的法学研究所倚赖的经验世界变得“城市化”。这种经验世界之外的世界，可能是更为广阔的，在中国可能是更为“非城市化”的。
[xiii] 其实，在作者的其他作品中，比如《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阅读秩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等等，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做出了这样的努力。
[xiv] 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在书中正文和注释中发现这种背景。
[xv]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可以参见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xvi] 《送法下乡》认为自己的法学研究是有立场的。见《送法下乡》第60页。
[xvii] 见2001年11月1日《南方周末》。
[xviii] 参见2001年10月22日《天府早报》。
[xix] 见2001年11月1日《南方周末》。
[xx] 这三个方向，都极为可能导致简单化的是非判断，导致缺乏自我反省的对他者知识的指责。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觉察，尽管多年来的中国法学早已反复研究过相关的问题，可是，基层法院依然“我行我素”。在这里，不是基层法院不知道法学家所熟知的法学理论，“素质低下”，相反，它们是在巧妙地进行法律实践。在这个案件中，基层法官完全知道“特别法与普通法相互关系”的法理知识（参见审判长的答记者问），但是，他（她）们依然巧妙地运用《
民法通则》和《
继承法》、《
婚姻法》之间的“大小关系”的道理（在我看来未必不能成为一种法理），去论证自己的法律判决。就这点而言，还是《送法下乡》提到的一句老话说得到位：世界是复杂的。见《送法下乡》第3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