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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这样一个潜心学问的法律学人，又有如此多的学术成果，他对法律学人的种种情状和心态有亲身的体会和反省，对法律学术共同体有深入的观察和切近的了解，对法学问题有自己独到的领会和体悟，他如此这般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地来研究法律学人，他的这本著作的确是应该引起我们加以重视的。
作者是如何研究法律学人的呢？在书后的“代跋”中，他自己作了清楚明白的总结性表述：
“进一步说，如果这本小书尚有些特点，那么，这既非它的很容易令人误解的名字，也非它的令人想入非非的标题，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以经济学人看来是老生常谈的经济学知识，来解释法律学人看来是众所周知的法学问题；或者说，‘法学的坦白’引进了法律学人不太熟悉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解释经济学人不太熟悉的法学现象，仅此而已。”
“在法律学人共同体中，经历过经济学知识改造的法律学人，比比皆是，这就使得法学研究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初始时，如同诸多法律学人一样，我高举着‘成本－收益’的利剑，指点规则，激扬文字，可后来，我逐渐发现，我们的很多研究结论根本就靠不住！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法律学人对经济学知识的一知半解，更在于法学的经济分析，对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经常视而不见，就事论事，很少问津法律制度的运作机制、最终成本的支付者，最终收益的占有者等基本问题；更要命的是，不少法律学人的经济分析，竟全然不顾法律制度的人性基础。于是乎，法律的经济分析往往要流于形式，并无半点意义。
“法学研究中的这些似是而非的经济分析，它之所以能长久地、普遍地存在，在我看来，当归因于这种机会主义的研究方式未曾引起法学界的普遍反感－－或者说，法律学人共同体并未普遍地认为它有什么不妥。不亦悲乎？
“我无法怀揣着这种反感而不露声色。惟此，我便想到运用经济学知识来分析法学研究的机会主义问题，剖析法律学人的理性选择。诚然，这种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进‘法学市场’的尝试，不自谦地说，有点类似于公共选择流派开创性地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市场’，从而重塑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因此我非常清楚，此种知识‘移植’，不仅麻烦得很，而且还很危险。为了少些风险，我只能多些麻烦。我从未懈怠过，认真对待‘法学的坦白’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几易其稿。直到付梓之前，才最后确定了法律学人共同体、法律学人人性、脸谱、赶场、法学围城、法学与法制之间、法学高学位问题、法学职称、法学院名人战现象等九个主要法学问题，遵循着‘主体－人性－行为’的逻辑，借助经济学分析工具来系统地探讨基本的法学问题。”（《法学的坦白》，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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